正如深受谢林影响的沃格林所言，“人是什么”当然可以得到各种各样的理解，但在所有这些理解中，首要的一点在于，人是为自己的生存编织着符号的动物。从沃格林的角度出发，古往今来人类的符号编织行为大体上可分为三类，即原生的神话、西方的哲学和近东的启示。因此，如果就人类的生存历史作一番“切乎实情”的讨论，那么在谢林看来，既不可能从某种既定哲学观点出发，比如像黑格尔那样把历史理解为理性自身的历史，也不可能从某种既定的宗教观点出发，比如约阿希姆的灵知三世论。从这个角度看，真正的历史考察实际上是对符号编织历史的考察，而其中真正发生的事实，也恰恰是符号的产生、统合、崩溃和重构的过程。在沃格林看来，谢林所处的时代正是整个西方神学和哲学传统符号分崩离析的前夜，而谢林的晚期哲学实际上是对这些符号系统进行重建的一种努力，这尤其体现在他晚期的“启示哲学”讲座中。
1841年，受普鲁士王室邀请，在巴伐利亚已位高权重的谢林北上接替黑格尔去世后空缺10年的教席。普鲁士王室的算盘是，请一位能跟黑格尔比肩的大人物去“镇压”一下黑格尔哲学在青年中产生的自由主义“不良影响”——尽管从事实上看，这种对黑格尔哲学的“自由主义”解读大都出自黑格尔晚年著名的助手爱德华·甘斯。而谢林自己的算盘则是，在南方蛰伏那么久以后，终于有机会在柏林这个当时作为欧洲思想中心的城市清算一下黑格尔和自己早期的思辨唯心主义了。但历史总是反讽的，曾经在巴伐利亚文化部长的任上积极推行文化包容主义的谢林，在普鲁士成了“保守”和“反动”的代表，听众们完全忘记谢林从一开始就表达了自己对甘斯的尊敬，开始为谢林“挖坑”。其中，最恶劣的一件事就是对“启示哲学”讲稿的非法速记和出版，这让谢林震怒，开始与剽窃者打官司，而最终的结果却是谢林败诉。于是这位在刚刚来到柏林的时候说“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会为诸位工作，且不会感到疲倦”的谢林，在并没有获得自己曾经期许的成果的情况下，就带着无奈和咒骂离开了柏林，从此淡出了历史舞台。所以从现实的历史来看，谢林在柏林的“启示哲学”授课其实算是失败了。现在我们可以从恩格斯的《谢林与启示》等几篇经典文章以及克尔凯郭尔的日记里看到，当时这批真诚、有着改变世界热情的年轻人对老谢林的失望和嫌弃。他们甚至觉得，以神话和宗教为主题的“启示哲学”是谢林为了满足普鲁士王室的要求刻意讲授的。但实际上，从谢林之子为《谢林著作全集》所作的编者导言中可以看到，谢林从19世纪20年代起就着手讨论这些论题了。20世纪30年代，伴随着海德格尔的弗莱堡谢林讲座以及舒尔茨的名作《谢林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出版，谢林哲学尤其是他的晚期哲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正名”，但仍然被一些时代性的哲学讨论和话语裹挟，甚至出现了一些对谢林晚期文本作“断章取义”式发挥的研究取向。鲜有研究能做到重新理解谢林晚期哲学，尤其是“启示哲学”中真正“事情本身”的程度，这一方面或许是因为如沃格林认为的，谢林致力的那种对生存符号进行统一的努力已然失败，在碎片化时代里一切都只是碎片中呈现出的碎片。另一方面或许也在于，正因为谢林晚期哲学重构符号系统的要求太过急切，以至于很难让人在其中把握清晰的脉络。但无论如何，从谢林自己的提示看，至少可以明确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启示哲学”自身具有一种哲学史和德国古典哲学批判的性质。目前，汉译“谢林著作集”把整个柏林时期的“启示哲学”分为三卷：《启示哲学导论》《启示哲学（上卷）》《启示哲学（下卷）》。在《启示哲学导论》中，谢林把来自莱布尼茨的经典问题“为什么毕竟有某物存在？为什么无不存在”作为自己这一最后哲思的主导问题。而重新引发这个根据律之问的，恰恰是对谢林来说“谜一般的”人类自由的本质。在谢林看来，把自由视为人类的本质与近代哲学“仿佛彻底重新开始”是一体两面。这意味着以一种彻底断裂的方式，把世界从有其符号构造历史的生存事实中完全“抽象”出来，使之成为一个仅仅为自由主体而且只有在它面前才存在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谢林尤其把费希特而非黑格尔视为近代哲学的真正完成者。因为在费希特那里，通过他的极端主观唯心论，整个现代性的这种完全把人从符号历史中割裂的取向，得到了彻彻底底的表达。而“启示哲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人如何获得这种从符号整体中“绽脱而出”的能力，如何能获得一种让自身去历史化的自由，而这种自由既是人得以进入现代性的主体性自由，也是人得以让自身虚无化、进入虚无主义的自由。倘若没有一种更高的、超出人的主体性叙事之上的“更高历史性叙事”，这种自由既无法得到言说，也无法得到扬弃。而在谢林看来，这种主体性自由恰恰也蕴含在以黑格尔为其完成者的“否定哲学”的思辨叙事里。在这种叙事中，自古希腊以来作为哲学家的根本目标以及一切存在之尺度的“存在者自身”，以一种自否定的延宕方式被一种主体自身的历史叙事取代了。倘若尺度自身只能以不断自身否定的辩证方式被确立，那么实际后果就是大地上绝无尺度。因此，在区分了这种“否定哲学”叙事之后，谢林想要重新唤起一种对“存在者自身”也就是尺度的“肯定性叙事”，这种叙事是“启示哲学”的正文部分，即神话叙事与宗教叙事的真正目的。
第二，这种叙事并没有简单地以“复古”或者“浪漫主义的乡愁”的方式进行。既然人类自身的虚无化自由以及“否定哲学”的产生都是某种更高的历史叙事中蕴含的可能性，那么就需要考察这种更高历史的元叙事符号。谢林把这种符号称为“潜能阶次”，它的词源既来自数学中的“乘方”，也来自希伯来语中的“力量”。所谓“潜能阶次”就是描述存在整体如何建构和离散，并且描述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片面的存在论如何可能自身“增殖”的基本符号。这些符号同时具备“宇宙论”“存在论”和“认识论”的含义，它们既是一个符号空间得以确立的基本要素，也是存在者的基本规定，更是建构我们自身与存在者的关系之时的意识要素。作为基础符号，“潜能阶次”具有多重可能的拓扑结构，正是这些结构规定了存在者的显现方式与我们对存在者的意识方式，这些拓扑结构的“显白呈现”就是神话。因此，神话叙事的本质不是其他，正是这些基础符号在人类意识进程中的无序增殖、耗散和平衡过程。神话叙事是一种“人类意识的疾病”，它代表着人类在最初进行符号建构之际的不完备性和未来性，这种未来性最为集中地呈现在古希腊的厄琉息斯秘仪中。
第三，宗教叙事则是对神话叙事的“完成”。在宗教叙事中，符号在神话中的病理性拓扑方式得到了“治疗”，人完完全全地恢复了“健康”。但这种健康并不意味着任何一种现成宗教可以完全实现人的真正本质，而是意味着，有一种均衡着一切符号的符号已经进入人类历史中。因此，神话时代之后，人类历史的事业就在于既避免意识再次堕入神话的荒蛮混乱里，也要以这种最终均衡的实现为其旨归。当现代性中的人以自身为主体的时候，其实发生的是一种让这种均衡一切的符号自行颠倒的“逆均衡”。在这种意义上，谢林颇有针对性地指出，“哲学的终结”不过是这种“逆均衡”及其对应的“否定哲学”的终结与完成，正向均衡的时代还远未到来，人类的历史也远未结束。沃格林把谢林所阐发的这种“正向均衡”称为“涅槃”，也就是说，人不再像在神话时代里那样，为“存在”及其种种力量制约，而是成为一个超越存在的存在者。在这个意义上，谢林的最终历史目标，与马克思所说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有着相同的旨趣——都是让人摆脱某种既定的、支配着人的自我理解与世界理解，也就是摆脱某个特定“潜能阶次”自身增殖而使均衡无法实现的叙事。
诚如有学者总结的，从德国古典哲学到马克思主义，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内核，即哲学应当是一种自由的哲学，哲学应当教化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如果从这一点来看，那么谢林的“启示哲学”作为一种自由哲学的核心就在于，摆脱一切片面叙事，并分析一切片面叙事的可能性前提，进而最终摆脱作为现代性之核心的对人作为主体的片面叙事。所以在这一点上，弗兰克（Manfred Frank）认为谢林的晚期哲学构成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开端，也就毫不奇怪了。更重要的是，谢林在“启示哲学”中引入的这种生存历史符号分析方法，或许也能为我们更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的特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一种有益的思想资源。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