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末期至大正、昭和时代，日本思想史成为独立的学问并迅速发展。近代以来，日本为何形成“一国思想史”的研究传统？为何对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中国文化作“冷处理”？日本是中国的近邻，两国在包括文化在内的各领域关系密切，中国学界需要关注日本思想史研究的生成史。
明治维新后，日本思想史研究从无到有，研究旨趣顺应日本国内需要和国际时局不断作出调整。明治初年，西周、中村敬宇等“明六社”知识分子将西方哲学引入日本，并对德川时代的思想资源作哲学式理解。这一时期的日本思想研究逻辑可视为启蒙式的，但西周并没有选择将philosophy译成带有明显儒家色彩的“理学”或“性理学”，而是将其释为“哲学”，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日本的启蒙思想与儒学之间的张力。近代以来的日本思想史，一方面在国学的延长线上展开，同时又与明治末期日本的腾飞相关联。故而其面临的现实使命是“一国思想史”，即摆脱传统叙事结构并剔除儒学对日本思想的影响。在此背景下，日本思想史被描述成线性的进化叙事。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社会呼吁废除汉字、汉学的声音愈发高涨，与之相对的则是“国语”和“国史”研究的流行。从明治二十年代至昭和初期，日本中心主义的“一国思想史”研究逻辑最终确立，主要内容是承认西方哲学对日本思想的适用性，并在西方叙事框架下找出日本精神的独特之处。
将“日本思想”作为问题意识始于井上哲次郎（1855—1944）。井上早年留学德国，作为东京大学东洋哲学科目的教授，他一直力图找到不亚于西洋的东洋道德，并积极与明治国家意识形态靠拢。在其著名的“三部曲”《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日本古学派之哲学》《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中，井上创造了一个上升式的道德曲线，并把日本阳明学解释成明治维新成功的精神推动力。大正（1912—1926）以来的日本思想史研究一方面遵循井上模式，另一方面又有所创新，发展出津田左右吉（1873—1961）的历史学视角、村冈典嗣（1884—1946）的文化史视角。与井上哲次郎将西方哲学的经验和概念套用于日本思想不同，大正思想史家们不再套用西哲的方法论，并与当时思想界的左、右阵营均保持一定距离。在他们的研究中，只有日本（东洋）与西洋的对决与横向比较，鲜有东亚国家内部的文明互动与共融。例如，村冈典嗣一方面与明治四十年代以后盛兴的“国民道德论”保持距离，另一方面又以近代西方思想为参照物，并将古代至明治时期的日本思想视为一个孤立场域，彻底封闭起来。他的《本居宣长》（1911）一书被认为是日本思想史的开山之作，但其中忽略了清代考据学与德川日本思想文化的有机互动。
津田左右吉学术的一大特色是民族主义，他在著述中将历史上中国、朝鲜半岛对日本的影响降至最低，极力突出日本民族的独特性。如在《文学所现我国民思想的研究》一书中，津田不再沿用井上的研究模式，他认为学派和个人无法突出日本人真实的日常生活和思想情境，故而极尽所能收罗大量日本文学、和歌及戏曲材料，选择以日本各历史阶段的主要阶层作为把握时代思潮的标准，试图通过展现各时代主要阶层的现实生活，剖析他们的思想，重构未来日本的国民思想。津田学术的民族主义色彩的另一表现，是以塑造完全的“国民”为目标，即完成从民族到国民的转型，但他在论述中将“国民”身份视为评价文明与否的标准，进而完全切断了东亚内部文明互动的叙述逻辑。日本学者桂岛宣弘曾尖锐地指出，“在我看来，极端地来说，日本思想史学其实是本居宣长言说的后继者们，在西洋学问社会的范畴中对本居宣长的自他认识进行重新编排而成的近代学术……运用固有性和异质性两把手术刀，对于直至德川时代的全部思想进行外科手术，自觉地将日本从东亚、中国之中摘除出去的工作，最终成为了日本思想史学的‘方法’” 。
二战后，以丸山真男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为代表，日本思想史研究发生了重大转变，研究重心转移到江户时代，并以徂徕学与日本的近代性是否存在关联为研究重点。开启这一研究潮流的丸山，以《日本近世儒学发展中徂徕学的特质及其同国学的关系》《日本近世政治思想中的“自然”与“作为”——作为制度观的对立》两篇论文为出发点，试图挖掘潜藏于日本江户时代的近代性萌芽，并重新确立“作为理念的近代”。丸山认为，德川时代初期朱子学的特点是自然法式的“连续性思维”，它是德川幕府早期巩固政权的有效手段，但几乎同时受到了在野学问的批判。其中，以徂徕学最具代表性，后者分离了朱子学思维中原本模糊不清的天与人、政治与伦理、公域与私域，并将“圣人之道”从天理中解放出来，发展成以人（圣人）为主体的“作为”。徂徕学的这些手段被丸山视为日本近代性的萌芽。事实上，对于生活在前近代的日本儒者来说，拥有超越时代的思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荻生徂徕的思想被20世纪的日本学者作了各种现代“主义”的比附。丸山为了实现其近代指向，就改造了荻生徂徕的观点，并利用徂徕学回应“近代的超克”，而无视徂徕学中的儒学与经学要素。可见，明治以来的日本思想史研究是沿着从“西洋与东洋”到“日本固有之传统与文化”的线索展开的，这种将中国作为异质性存在并割裂其与日本关联的学术传统，从侧面印证了近代以来日本脱亚入欧的现实路径。
忽视中国对日本的影响，固然与当时的时局和学科研究趋势有关，但从长时段看，汉学在日本被利用与排斥的遭遇，早在江户时代便出现端倪。镰仓时期传入日本的朱子学，曾给幕府政权的正当性提供过合理解释，但是当朱子学完成了排佛使命后，受到了古学派和神道教的双重打压。仅就儒者的范围看，贝原益轩（1630—1741）认为日本人之所以不喜朱子学，原因在于它过于高远艰深，而学问之道应该“娓娓以去其繁衍，反其本实为要务”。伊藤仁斋（1627—1705）青年时代笃信朱子学，但经过十余年的钻研后，发现其“与孔孟背驰，与佛老相邻”，于是尽废宋儒注脚。作为反朱子学急先锋的荻生徂徕（1666—1741）更是以礼乐为术，将“道”化约为“礼乐刑政之道术”，“先王之道，古者谓之道术，礼乐是也。后儒乃讳术字而难言之。殊不知先王之治，使天下之人日迁善而不自知焉，其教亦使学者日开其知月成其德而不自知焉，是所谓术也”。即便是在日本朱子学派内部被誉为“宽政三博士”的尾藤二洲，也未完全遵从朱子学思想。从朱子学到古学，从古学到国学，实际上反映了江户日本不断彰显自身价值的思想过程，先是利用了朱子学的排佛功能，又利用古学推倒朱子学，直到本居宣长的“古学神道”，儒学价值最终被从日本思想中剔除。
了解日本近世以来“脱儒”的思想倾向，便可以理解井上哲次郎和津田左右吉方法论背后的症结所在。笔者认为，既要警惕各种不契合历史实际的价值比附，同时也要关注日本社会转型期的新旧价值碰撞后引发的底层逻辑和价值取向，如此或许能够对上述问题提供相对理性的诊断。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