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曾在《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4期）发文，提出“举孟旗行荀学”，希望在尊孟的外表下发展荀学思想，意在打破唐宋以来“尊孟抑荀”的局面。于是，统合孟荀成为中国哲学学术研究的新热点。为此，《文史哲》（2020年第2期）还刊发了郭沂、刘悦迪、梁涛等人所写的关于“孟荀之争与统合”的一组笔谈。

　　从目前关于孟荀统合问题的探讨来看，多是从儒学的现代重建的维度谈孟荀的价值，从儒学发展史的维度谈历史上孟荀地位的变化。不过，这些努力往往局限于孟荀统合的外围，或者说没有直面孟荀统合本身。关于孟荀统合的方法，一般主张对孟荀作同等看待，既不可以孟统荀，也不可以荀统孟，否则就成了孟学吞并荀学，或者荀学吞并孟学。关于孟荀统合的具体做法，有学者从孟荀共有的范畴的维度予以尝试，试图通过对孟荀思想中天、性、情、心等共有范畴的统合来统合孟荀。另外，李泽厚在《关于“情本体”的中国哲学对话录》（《文史哲》2014年第3期）中提出“孟荀统一于孔子”，有学者据此认为这也可以作为统合孟荀的方法。其实，孟荀出于孔子，而不是统一于孔子。不过，李泽厚的说法仍能给我们以启发，那就是我们可以从孔子的视角统合孟荀，或者说立足孔子哲学统合孟荀。简言之，通过“回到孔子”来统合孟荀。

　　我们知道，孔子虽说“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但是未明言其一以贯之的道究竟是什么。曾子虽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但是并不准确，不足为据。后人关于孔子之道的理解，有仁、礼、仁和礼等说法。客观上，把孔子之道理解为仁或礼，都不足以概括孔子哲学的核心，因为孔子哲学既具有仁学性质，也具有礼学性质；把孔子之道理解为仁和礼，虽然能够概括孔子哲学的仁学和礼学性质，但是这种做法使得孔子哲学具有两个核心，等于说没有真正的核心。虽然孔子哲学具有丰富的内容，包括仁学和礼学，涉及形上层面的天和性，人生层面的圣人和君子，政治层面的德治和礼治等，但是至少在形式上没有内在的逻辑结构，没有明晰的逻辑体系。此外，“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导致孔子哲学中关于天道、人性等重要领域的论述语焉不详，这既引起后世儒学的兴趣，也引起后世儒学的纷争。

　　不过，孔子哲学的上述缺点在给后世儒学发展带来某种不确定性，使得后世儒学在某些重要方面呈现出相反发展方向的同时，又恰恰为后世儒学的发展带来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很高的自由度。孔子之后，儒学至孟子、荀子而有大发展。孟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仁学思想，建构出以仁为核心，以人性善为特色的哲学体系；荀子则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礼学思想，建构出以礼为核心，以性恶论为特色的哲学体系，从而将孔子哲学中难以融为一体的仁、礼两面割裂开来，将儒学带入两个明显不同的发展方向。他们的性善论与性恶论，更是给秦汉以来的儒学家出了一道难题。

　　秦汉以来的儒学发展，大体沿着归本孔子、兼容孟荀的模式演进。就兼容孟荀而言，大体上有以孟为主、吸纳荀学与以荀为主、吸纳孟学两种模式，只是前一种模式更为普遍、更有影响力。但是，无论哪种模式，它们在立场上都有失偏颇，都有以一方为准，而排斥另一方的明确目的。由于历史上儒学发展的两种模式都没有处理好孟荀关系，学者们在讨论当代儒学的新发展时便提出了统合孟荀的设想，意在客观、平等地看待孟学和荀学在构建当代新儒学中的作用。问题是，统合孟荀，在孟荀的选择上肯定会不自觉地有所侧重，对二者作绝对的同等看待是不可能的。我认为，与其计较统合孟荀时立场上的“中立性”，计较统合孟荀时孟荀各自的地位，各自所占的“份额”，不如回到孟荀共同的思想之源，也即“回到孔子”，以孔子哲学为坐标，对孟荀哲学进行整合，既消除孔子哲学中固有的缺憾，又将孟荀合并、融合为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从而打造出一个新的儒学体系。具体做法如下。

　　第一，在孔子哲学中，“天”是最高范畴，具有明显的主宰性与道德性，同时也具有一定的自然性。不过，孔子未有将天作为其哲学基石，未有将仁、礼等与天相联系，这使得其哲学缺乏内在的逻辑和形上根据，并导致了仁学和礼学的紧张关系。孟子改变了这一现象，凸显天之主宰性与道德性，并以天为其仁学的最高依据，但是忽视了礼。荀子则张扬天的自然性，割裂天与礼的联系，使其礼学缺乏形上根据，同时忽视了仁。从哲学核心的层面看，统合孟荀要重塑“天”的至上性，同时赋予其道德性和自然性，并且使其道德性和自然性处于同等地位，将其作为仁和礼的共同基石和形上根据，化解孔子哲学中仁、礼之间本不该有的紧张关系。

　　第二，孔子虽然言及人性，也仅就“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一语，并未明言人性的内容与善恶，更没有将其与仁学和礼学相关联。孟子为了建构其仁学体系，强调人性善，为此将人性的内容主要确定为“德”；荀子为了建构其礼学体系，强调人性恶，为此将人性的内容主要确定为“情”“欲”。从孟荀人性论反观孔子人性论，并结合孔子关于道德和情、欲的相关论述，可以推测孔子人性论有性善与性恶、以“德”为性与以“情”“欲”为性这两种倾向。从人性层面看，统合孟荀要立足“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将人性的内容整合为“德”“情”“欲”，将人性的价值指向的确定性改变为不确定性，使之具有向善与向恶两种趋向。

　　第三，孔子哲学在人生层面强调通过践行仁达至君子乃至圣人的理想境界，孟荀对于孔子所提出的君子、圣人的理想人格是认可的，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如何达到君子、圣人的理想境界，也即达至君子、圣人的路径。孟子认为这路径是“由仁义行”（《孟子·离娄下》）和“养心”（孟子·尽心下），荀子认为这路径是“化性而起伪”（《荀子·性恶》），学礼、守礼。从理想人格的层面看，统合孟荀要在坚守孔子守德行仁的前提下，在道德上践行仁义，在政治上遵守礼义，并将遵仁守礼的外在行为与心性的内在修养相结合。

　　第四，孔子哲学意在为政治服务，实现其政治理想，为此孔子在政治层面提出德治和礼治两种主张。孟子将孔子的德治主张发展为既具有理论深度又具有可操作性的仁政，荀子将孔子的礼治主张进一步系统化，并融入法的因素。从政治的层面看，统合孟荀要将孟子的仁政和荀子的礼治融为一体，在孔子“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的基础上，妥善处理好仁、礼关系，在仁与礼之间，或者让仁处于礼的约束之下，建构出以礼为治国之道的礼主仁辅的政治模式；或者让礼处于仁的约束之下，建构出以仁为治国之道的政治模式。

　　这样，以“回到孔子”的路径、方式统合孟荀，所统合出的新的儒学体系，就以天为最高存在和核心范畴。从逻辑的层面看，由天而有仁和礼，由仁和礼的内在化以及情、欲而有人性内容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善恶倾向，由对仁和礼的修持、遵守而有圣人、君子等理想人格，由仁和礼在政治领域的并用而有具有仁政特色的礼治或具有礼治特色的仁政。这样，仁和礼从本原上讲来源于天，从人自身来说又存在于人之“内”。通过“回到孔子”，既解决了孔子哲学中缺乏内在逻辑的缺点，又解决了孟荀各执一偏的缺点。

　　（作者系安徽大学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