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以重新审视人与自然关系为动力，前现代的西方博物学作为一种时代风尚，重新为知识界和一般阅读者所关注。这股“博物风尚”着意于复兴西方博物学中以《塞尔彭自然史》和《昆虫记》等著作为代表的知识和人文传统，试图重新建构人与自然/自然物之间的有机关系，强调业余自然趣味主导的实践对于“科学时代”的补足。在这一潮流之下，部分研究者也注意到了中国博物传统中的相关内容，他们以经过净化和简化（剪除了拓殖历史和进化论部分）的西方博物眼光，在中国的杂学传统与实践以及书写中寻找相似的对象展开研究。然而，在很大程度上，这类关注是对中国自身博物传统的窄化。
事实上，中国博物传统是中国精英文化孕育出的具有高度系统性的知识、审美和实践的独特传统，不是西方博物学所能完全覆盖的。中国博物传统为人类文明共同体提供了一种高度发达且独特的物质文化，也为消费主义时代的病症开出了一剂解药。目前，西方博物学从历史沿革、精神动力、知识系统到文章著作等各个层面，都得到了很好的研究、总结和表述，而中国博物传统在当代语境中则依旧晦暗不明。因此，以当下的“博物风尚”为开端而非结论，探究中国自身的博物传统资源，对其进行发掘和转化，将是重要的学术方向。
与西方博物学以自然物（即动、植、矿、生理）为对象不同，在中国博物传统中，从《博物志》到近代，“博物”概念的外延逐渐从无所不包具化为“天物”（自然物）与“器物”（人造物）。无论是“博物志”的命名和记录，还是儒家“多识之学”及“尔雅”系统的名物考据和知识传统，抑或是明代文人私人空间中的长物、清供实践和书写等，人造物都与自然物享有平等的地位，如金石等承载了一定历史信息的人造物，甚至具有更高地位。
博物学对象差异的背后，是中西方不同的宇宙观与物观。西方博物学的根基是神学，而中国博物传统则以历史崇尚、经史之学、文人审美等为内在动力，具有更强的社会性。社会性极强的中国博物传统大致可分疏为两条脉络，一是以儒士为主体的知识传承和学术活动，二是以文人为主体的实践、审美和书写活动。这两条脉络在近现代都作为新文化或隐或现的重要资源被继承和转化。尽管在新文化和大众文化语境中，由于学科和趣味的转变，这两条脉络均成为潜流，并不占据中心位置，但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与开放性。
首先，就儒家脉络而言，以孔子“多识”之学为基础，衍生出了《尔雅》一脉的训诂之学和名物研究；同时，基于金石碑刻等文物发展出了金石之学。与西方博物学不同，中国博物传统多以文本而非实物为载体，指向知识的传承和学术研究，而非物质的占有与利用。到了清代，其中多个门类自然走上了专业学术的道路。更值得关注的是，儒家博物传统不仅局限于知识层面，更与革命实践息息相关。晚清民初，儒家博物文化的重要内核是国族历史记忆和情感的传承延续。章太炎、鲁迅等人都认为文物、乡邦文献等是民族情感绵延不绝的物质载体，其中有“国魂”存焉。对文物的访求、相遇、摩挲和学习传承，背后是千载之下的民族精神联系。
其次，文人博物传统主要以收藏、赏鉴以及审美等活动为主，对象则往往是与读书人的知识及审美活动关系密切的“长物”“清供”“名物”等。文人博物传统是从宋代开始的，到晚明则蔚为大观。这一时期，集中涌现出一大批以玩物、赏物为主题的博物闲赏类著作。由于晚明商品经济发达，使得“物欲”而非审美成为重心。彼时，原本属于精英文化的文人博物，因与商业相纠葛而下移，后又作为“非政治”的隐逸空间，展现出了更为丰富的面向。但同时，中国博物传统并未消失，而是回到了以审美趣味、收藏实践等为基础的边缘位置，成为一条未曾中断的文明潜流。
儒家博物传统背后是学术和政治的紧密联系，这一点在晚清民初建构民族国家背景下体现得尤为明显。譬如，当时金石等文物作为中华文明和历史之“魂”受到爱国知识分子的重视，他们试图用这些承载了历史厚度和美学的古典美术资源唤醒国人的爱国爱乡之情，以及见贤思齐的奋进心。鲁迅曾经感慨，日本只是从中国美术图案中学习了一鳞一爪，便让西方人觉得代表了东方美学。因此，只有发掘、转化中国精英文化中真正有价值的审美资源，才能够在文化自信和文化输出方面做出成绩。而文人博物传统更多是作为日常生活、学科基础等文化心理资源受到重视。晚清民初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要求重新建构生活方式和规则，传统精英文化内部的博物文化，遂成为新文化人援引的资源。博物传统在实践层面联系着社会性的日常生活。他们在个体合理生活的维度上，对于业余的、非职业化的“尔雅注虫鱼”式博物趣味，以及闻香、喝茶、书房等中国传统文人趣味持赞同和倡导态度，将之视为能够取代“礼”并指导现代人生活的资源。同时，在“科学”时代，各类指向物质世界的“趣味”被视作自然知识向专业化、职业化和主流化发展的基础与通路，中国博物传统也因此成为各类现代学科的知识资源之一。
诸现代思想人物对博物传统两条脉络的转化，今天看来依旧有很强的启发性。发掘中国博物传统，其本质是发掘中国精英文化传统中有价值的资源。事实上，这条脉络始终没有断绝，而是作为一条充满生机的暗流绵延在当代中国文化的表层下。如果说西方博物学试图接续的是去人类中心主义的“后人类”问题脉络，那么发掘中国博物传统的问题意识则有些差别。后者不仅为重构人与自然关系提供资源，更重要的是以人类生活为中心重构人与整个物质世界的关系。无论是重建以“人”为中心的知识系统，还是在此基础上提倡反奢侈的生活方式与文人审美，乃至于由此重构国人与本民族文明之间的精神联系，都有赖于对这一视野的进一步开掘与弘扬。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