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日本电影美术发展史和阶段特征
2020年12月07日 10:2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12月7日第2063期 作者:刘紫昀

  作为呈现艺术视觉形象的“表象”, 遵从电影艺术发展脉络的电影美术往往可以展现深层次的审美特征。本文试从历史时间维度对日本电影美术的发展进行阶段性探析。

  日本电影自19世纪开始,经历了高潮与低谷。在日本自身的美学作为一种“地缘文化美学”不断嬗变的过程中,其电影美术也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它从传统戏剧的舞台美术转化而来,经历东西方不同文化的拉扯,再到如今独具风格特征的多元化发展,展现了不同的阶段特征。

  舞台美术起源下的传统色彩

  19世纪即将结束之际,电影作为一种新兴媒介进入日本。1896年11月,日本神户地区的民众第一次见到了由美国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的工作团队设计的活动电影放映机。次年日本引进了摄影机,主要拍摄歌舞伎影像。在当时的日本,受明治维新和“脱亚论”思想的影响,人们认为现代文学和电影都是西方文化的代表,是先进的。但是对电影这个“年轻的外来移民”,日本的传统艺术界是嗤之以鼻的,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电影的发展较为缓慢,也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在其发展初期,日本电影吸收了大量传统文化元素,以争取更为喜爱传统文化的观者的青睐。其叙事、表演、视觉风格乃至从业人员都是从传统戏剧之中脱胎而来的。日本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导演牧野省三即是“狂言”大师。所谓“狂言” 是一种兴起于日本民间,在能剧剧目之间穿插表演的即兴简短喜剧。牧野省三拍摄了电影版《忠臣藏》,全片以全景镜头拍摄,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歌舞伎舞台转播。传统戏剧中的舞台美术师进入新行业,成为了电影美术(布景)师,其视觉艺术风格与传统戏剧的舞台美术息息相关,都以传统审美为基础。

  明治末期,受到欧洲文化的影响,歌舞伎剧场建筑和舞台结构开始向着更为现代化的方向发展,出现了门类齐全的布景装置,并形成横宽扁长的镜框舞台与同类布景融为一体的风格化舞台。作为日本电影美术的前辈,歌舞伎剧场建筑和舞台结构先一步经历了写实主义、表现主义和构成主义的风格化探索。这些探索为尚处于发展初期的、与其一脉相承的电影美术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视觉参考。日本电影美术对于戏剧空间的再现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末,之后才彻底转向了电影化的场景语言。

  在东西方文化间摇摆

  作为西方外来物,电影在东方发展的过程中,往往要面对文化杂糅问题。这也体现在日本电影的视觉艺术表现上。经过主要展现传统戏剧故事的发展初期阶段后,日本电影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西方文化元素。20世纪初期,作为日本电影理论的创始人,电影理论家、导演、剧作家归山教正开始倡导学习纯西方电影化的“纯映画剧运动”,并在其所拍摄的《生之光辉》和《深山的少女》这两部影片中,将戏剧化的棚内拍摄转向实景住宅和自然外景。这一举动在当时具有先锋意义,并为之后日本电影美术转向现实主义奠定了基础。到了20世纪20年代,日本电影开始“贪婪地”从好莱坞电影中寻求叙事和视觉表达方法。山中贞雄的《人情纸风船》是对贾克·费戴尔的《米摩萨斯公寓》的改编。其在空间和气氛的营造上彻底放弃了再现传统戏剧舞台布景的方式,转向好莱坞现实风格布景方式。

  战后日本电影业界不再狂热追逐西方的“现代化榜样”,开始向东方传统价值观回归,具有日本传统文化美学内涵的电影接连问世。在这一时期,日本电影以及电影美术终于确立了自己独有的风格特征。在拍摄模式上以远景和全景的远距离摄影居多。在空间和气氛模式上以静态多点透视的东方绘画为基础进行塑造,如衣笠贞之助所拍摄的彩色长篇电影《地狱门》,在色彩和构图上犹如会动的浮世绘。而沟口健二曾试图将安藤广重绘画的“空间构成”在电影文本中表现出来,并在《元禄忠臣藏》中参考日本画的透视特征,凸显“整体画面构成”:在一个画面中有多个视觉中心。区别于欧洲电影美学的视觉表达差异使日本电影脱颖而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黑泽明、沟口健二、衣笠贞之助等导演陆续在各大电影节中获奖。20世纪70年代日本电影业走向低潮,从小津安二郎、小栗康平到是枝裕和、河濑直美,日本电影美学的有意识的“民族性”与“东方化”回落到了现代化家庭情节剧之中,民族特性的画面表达趋向于日式浪漫的写实手法。

  独具风格特征的多元化发展

  日本电影在21世纪已发展出影像的多样化,在类型电影的尝试中产生了多种多样的影像风格和视觉表现,如系列片、战争片、青春片、科幻片、家庭情节片、动漫改编等。这些不同类型的电影仍然面临着不同文化风格的拉扯,甚至在拍摄地的选取上也有京都和东京的分庭抗礼。但在总体的视觉造型电影美术中延续了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日本电影的独有风格倾向,在美学上传承了物哀、侘寂、幽玄、意气的传统文化美学体系,并不断地在色彩、空间和造型中融入日式元素,实现了独具风格特征的多元化新发展。

  综上所述,在其发展早期,日本电影美术更多地承袭了戏剧舞台的衣钵,继而辗转艰难地从“棚内”走向了“棚外”;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有过审美过度西方化的阶段;战后实现了向日本传统文化的回归,并确立了自己的风格特征。从传统文化与新艺术的接轨、造型的民族化独特化塑造以及融合类型化与现代化趋势实现多元发展等角度来看,日本的电影美术与中国电影美术一样,堪称是亚洲地区的典型范例,值得人们研究探讨。

  (作者单位:北京电影学院美术学院)

责任编辑: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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