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朱熹的生态哲学，经常遇到“朱熹有生态哲学思想吗”这样的质疑。这种质疑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对于中国哲学的根本问题把握不准；二是对生态哲学不甚了解，先入为主地将生态哲学等同于生态学。中国哲学的根本命题是“天人关系”问题，而“自然”是“天”的最基础、最重要的内涵。在中国哲学中，“自然”的基础含义等同于“天地”，郭象说“天地者，万物之总名也”，天地就是自然界。因此，天人关系的核心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天人关系问题体现了中国哲学的本质属性和原发之思。生态哲学研究的根本问题即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哲学不仅仅是“人应关爱自然”此类简单的道德训诫，它所涉及的内容，包括本体论、宇宙论、功夫论等诸层面，且是以哲学的高度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加以反思。关注天人关系的哲学家，必然具有生态哲学思想。因此，从生态哲学的视角研究朱熹思想，是可以成立的。
存在的整体性。中国哲学有着悠久的气化论传统，先秦气论经汉唐经学的发明，至宋明时期，“气化生物”已成为知识分子的思想常识。在朱熹哲学中，一气所化的自然具有整体性、有机性、连续性等特点。朱熹认为，“天地只是一元之气”，一元之气化为二气五行，二五流行则生万物；“五殊二实，其本则一”，二气五行本质无非一气。万物的气化过程，既具有单向性，也具有连续性。单向性是说一气流行而过，不会往而复返，“大钧播物，一去便休”；同时，一气所化的万物是具有生命力的存在，因而具有生生不息的连续性。
自然事物的有机性，表现为理对气的规范作用。朱熹一再强调，理气不是二物，理即存在于万物之中，一物就有一理，天地总体便有总体之理。理气二者在事物中处于不离不杂的情状，气只是理之气，理也只是气之理，二者不可偏废。因此，生命存在只能是一元，而非二元。不论独立的存在个体，还是自然整体，从存在论的角度而言，都是浑沦一体的。进一步，以体用言，则理为体而气为用，体用二者不可割裂。这是“二程”体用一源思想的进一步深入，其在生态哲学中的表现，就是万物各自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并且因理气二者同时具足于一物，所以自然界整体和事物个体都呈现出有机而非机械的特点。
存在全体能够保持连续存有而不断裂，在于理具有“生气”的能力。理生气的过程，可分形而上下言。从形上来说，一元之气并非死物，而是具有能动性和灵性的存在，朱熹讲“气中有个灵底物事”。从形下来讲，“气以赋形，理亦存焉”。在这一赋形的过程中，由于气拘和欲蔽的作用，理产生偏全之别，而气又有粹驳之分，所以事物随即彰显出不同情状。理气二者的偏全粹驳，是事物不能纯乎天理的原因；反过来讲，也是万类霜天得以显发的助因。
自然的内在价值。在朱熹哲学中，自然有其内在价值，表现为天地生物的本能。《周易》中“天地生物”有两种表述：其一是“天地之大德曰生”，强调的是天地生物的造化之功；其二，“生生之谓易”，强调自然事物是具有生命力的，能够生成与之相关的事物。
“生”关涉“天地之心”的问题，即宇宙的合目的性。对于“天地之心”，前儒多有推阐，可分为两类。一类为自然主义取向的“复其见天地之心”。此尤为朱熹易学所强调。他认为“六十四卦无非天地之心”，世间万物皆具备天地之心，此心便是天理。另一类是人文主义取向的“仁者天地心”。朱熹认为，天地生物之心从理上来说为理的能动性，即“生理”；从气上讲则为气的流行不息，即“生气”。生理生气合而为一，均体现为“仁”，“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乎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这便使天心与人心通而为一。
仁可以综合理气二者，成为统合形上形下、天道人心的根本德性。在《仁说》中，朱熹主要阐发了“仁包四德”和“仁者，心之德，爱之理”的说法。“仁包四德”将“仁”确立为包含仁、义、礼、智四德的本心之全德，其在易学中表现为“元包四德”。四德中，仁气周流四时四方，包备元亨利贞，原因正在于仁主“生”，即生生。“仁者，心之德，爱之理”，则是朱熹对仁是爱而非情，存于心而非情，兼具已发未发、该贯体用的界定。由此，“仁”得以成为朱熹生态哲学的最高本体，为生态德性的确立奠定了本体论基础。
朱熹认为，人与万物的区别在于人得造化之灵秀，会自觉产生道德意识。但人一经出生，上天即不会再具体要求人如何由小人变为大人，而是需要人自觉承担起道德责任和义务，继善成性，逐步完善自我，以从自然人转变为社会人，进而辅助孤幼、爱惜动植，自觉地确立起属人的价值。人在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也必然会完成他物和天地的价值，此即《中庸》所言“参赞化育”，船山所言“延天佑人”。朱熹继承周敦颐“立人极”的思想，主张“继天立极”“照管天地”，将辅助自然事物的生命化育看作人之为人的使命。
格物致知的生态进路。在朱熹思想中，道德共同体的范围包括天地、人、物、鬼神等方面，它们各自都有被加以道德关怀的资质。人对自然事物的道德行为之实现，主要有两个要点：其一是公。人心唯有去私存公，廓然大公，方能超越小我，关怀自然万物。其二是仁。唯仁，方能接通天地，进而达到天地万物一体。这一道德行为的实现路径即格物致知。
格物致知是朱熹哲学功夫论的核心，他称其为“梦觉关”。在朱熹哲学中，格物和致知本为一体两面的功夫，不可分开说，这与《中庸》的“诚明两进”是一致的。朱熹训“格”为“至”、训“物”为“事”，格物有三个要点：即物、穷理和至极。即物是具体深入到自然事物内部；穷理是穷其所以然之理，关键在于将物作为人的分内事；“事事都有个极至之理”，至极是穷格事物本有的天理，穷其“极好至善底道理”，至善即是天地生生化育流行之德。也就是说，通过穷格具体一物之理，达致天地至善的本体之理，做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格物功夫方才完成。
朱熹所谓致知，即推致吾心之天理良知于事事物物。推致之“知”，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知识，而是“德性之知”。德性之知源于天道，天道以仁为根本，仁以生生为基础，生生不息的宇宙大化之理才是德性所知的根本含义。此即人将道德意识加于事物，帮助其完成生命全体的意义所在。致知不是将人的认识强加于物，恰恰相反，是要认识到每一生命本身的珍贵和高贵。珍贵在于，生命的化育源于天；高贵在于，人对事物的帮扶既是实现事物生命完善的手段，更是人推致天德良知从而与天为一的途径。如此，则格物致知就不仅是心性修养的功夫，更是生态德性的落实。
如果人长久地处于道德的压力之下，时时刻刻以一种强烈的道德意识要求自己，生命便会全然绑缚着道德训诫的压力，而无法彰显其活泼自在、逍遥畅达的一面。在朱熹哲学中，自然审美是对生态德性的升华和超越。具体而言，在人与自然交往的过程中，道德意识和道德情感得以提揭和充实。通过自然审美，人心与天理合而为一，自我道德约束逐步化为审美的心理感受。朱熹注《论语》“仁者乐山”章说：“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综上，从生态哲学的视角研究朱熹哲学，能够突破以往理气心性研究范式的局限，从而深化和拓展朱子学研究。这不仅对于朱熹哲学本身具有推陈出新的意义，而且能够推动传统思想的现代转型，为当代生态哲学提供有益资源和合理借鉴。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生态哲学思想史研究”（14ZDB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