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道心人心”说的成熟看法反映在《中庸章句序》中。他认为：“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
这段文字有几个要点：其一，朱子认为，合理气而生人，理是人之为人的形上终极本体，气是人的形下气质形体。心属气质形体中一个特殊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上智或下愚，作为有形存在，皆有心。其二，心具有“虚灵知觉”的特点：心“虚”则能包万理，内含无限的道德原则；心“灵”则能随物感而应，自发地产生道德行为；心有“知觉”则能感凊暖、知温饱、别是非，心既拥有基本的生物属性，同时也具备道德判断的能力。其三，心可能呈现出道心与人心这两个不同面向：道心是理本体通过人的气质禀赋直接呈露自身，人心是受外物支配牵引而发生的知觉嗜欲。因此，道心“原于性命之正”，强调其根本在“性理”，它是纯然善的；人心“生于形气之私”，强调由“形气”影响所生，其善恶不定。其四，既然道心人心皆是感物而动的心之发动，是心之用，那么，隐含了一个如何做心地功夫的问题。朱子提出：“自人心而收之，则是道心；自道心而放之，便是人心。”（《朱子语类》卷第七十八）收放其心，是心的自我作为，因此，无论是实现遵从内心道德原则的道心，还是成为被声色臭味牵引的人心，皆依赖此已发之心的自觉。
从这四点认识可知，在朱子看来，道心人心皆属虚明灵觉的形而下者，是理本体的直显或遮蔽。人人都能实现道心的自作主宰而为善，这是道德主体挺立的重要环节。
朱子“道心人心”说有怎样的现实意义呢？朱子在《文集》中记录了一则关于疫情传播中如何处置与病患关系的材料，这是朱子“道心人心”说的生活实践，在今天看来极有价值。
朱子记录到，当民间疫疾流行，一旦有人被感染，可能有“邻里断绝，不通讯问，甚者虽骨肉至亲，亦或委之而去”的情况发生。为避免出现此类“伤俗害理”的状况，有人著书通告民众“疫无传染，不须畏避”。朱子不同意这些“著书者”的做法，他认为正当的做法是“告之以虽有染而不当避也”（《偶读漫记》）。
“著书者”出于利害计较，即根据外部因素来指导行为，属于依后果而行动的目的论；朱子出于对道理的持守，即从道德原则直接呈现出的道德情感来判断与抉择，属自律的德性伦理。前者即人心之计较，后者守道心之本然。正因为如此，朱子支持后一种主张，强调道心对人的主宰作用。其意义在于：
一则，对于世道人心的整治方面，基于一个超越性的形上根据，培植一种道德情感（道心），较之以利害计较来说服人，是更为普遍、根本、自然的。朱子认为人性与天理是一贯的，纯然善是性理的特点：“性即理也。当然之理，无有不善者。”（《朱子语类》卷第四）他同时指出，性理是万物的形上本体，“性者万物之原”（《朱子语类》卷第四），正因为如此，人的属性即自然的内在善性。这个内在善性感物而动，发而为情，则是道心，朱子言：“恻隐羞恶，道心也。”（《朱子语类》卷第七十八）因此，道心是人在待人接物时，内在本性的自然发生，是一种道德情感，它排除了诸如喜好、偏见、私利等经验性的目的对行为活动的干扰，更具普遍性。性理是内在于人的道德准则，而非外化的道德条目，则由此而形成的道德情感是自律而非他律的，这对于维系世道人心的稳定，更自然地忠于人的本性，更根本而有效。
在现代生活中，营造崇德向善的社会氛围，表彰嘉言善行、培植道德情感，将会对社会长治久安起到积极的作用。在朱子的笔下，面对突发的疫情，其外祖父祝公（字永叔）曾亲煮粥药，冒着被感染的风险而为患病者分送；刘宾之亲自为患者诊脉送药而不顾及个人安危（《偶读漫记》）。这些都是重恩义的大举。这些嘉言善行同样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体现，在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工地奋战的朴实善良的工友，奋斗在抗疫一线的美丽逆行者……这些人都是出于恩义而非利害计较在行人事、尽本分。发现这些道德行为的内在运作机制，在社会舆论与制度建构方面突出价值、有意引导，则人心之善得以培植，社会道德风化得以实现，这正是朱子所说的达到了民众能知“恩义之为重”而“信此理”的效果。
二则，朱子“道心人心”说对发掘道德的根本原则提出了现实要求。朱子将道心看作人人皆备的道德情感，属形而下者且具“知觉”的特点。因此，它是挺立道德主体的关键环节，但不是最高境界。从现实来看，一个人萌生出道德情感、作出道德判断，这固然能让他实施道德行为，但若不能进一步挖掘与坚守道德情感背后的道德原则，这必定是不足够的。因此朱子提出，发现道心人心之别，以道心为主宰，这固然重要，但是进一步发现道德原则而能“常守得定”“纯一而无间”“守得彻头彻尾”（《朱子语类》卷第七十八），才能将心地工夫首尾相贯，最终挺立道德主体。
总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仅需要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同时需要精神财富的极大富足。朱子的“道心人心”说论证了人人皆备的道德情感之发生机制与内在原则，同时为如何实现崇德向善的社会氛围提供了理论依据，又为心地修养工夫的具体落实作了细致的说明。这些无疑都具有启发性的价值。
（本文系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朱子‘心学’研究”（17XJC720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