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界一般将《老子》看作形而上之哲学著作，汉代人则以老子之学为“黄老学”。汉初司马迁云：“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对此，东汉班固予以评价道：“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说明太史公将“黄老之学”同于“老子之学”，并表明其不认同前者尊老贬儒之立场。今据简帛《老子》文本，探讨“上德无为”与“道恒无名”两个思想命题，并结合对《黄帝四经》相关概念的分析，对简帛《老子》思想作一定位，进而尝试勾勒《老子》思想与战国后期黄老学的衍生关系。
虽然存在着简帛本之差异，总体来说，战国《老子》的主题乃是政治哲学，即所谓“治国”，其核心是“化民”或“治民”。对此，张舜徽有精到之论：“《老子》一书，是战国时期讲求这门学问的老专家们裒辑自来阐明‘人君南面术’比较精要的理论书。”当然，《老子》之为“人君南面术”乃是积极与消极因素并杂，且并非一开始即完备确立。从《老子》文本演化看，简本《老子》哲学主题偏于“修身”，而帛本《老子》重于“治国”，体现出其在政治哲学上的推进，即愈发突出“圣”与“王”之重合。就“人君南面术”来说，《老子》给出的基本原则是“无为”。“无为”乃是“道”之功能表现，其非指“不为”，而是指针对“行为意愿”的直接表达，行为主体以辩证的自我否定的形式，“以退为进”，以此实现行为主体的意愿，故“无为”非是“常人”所执之行为原则，而首先与“体道”之圣人有关。
在战国《老子》中，圣与王可视为不同“角色”，二者承担不同“职能”，“圣”为教化者，王为治民者。由于圣/王职能不同，故有不同“行为原则”。“无为”原是相应于圣之教化职能，而非针对王之治民，所以简本《老子》谈到“无为”，多指“圣”，如 “是以圣人之言曰：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欲不欲而民自朴”。至于“王”，则多“假言”其对“无为”原则若有遵从，则有万物自化之效应，如“道恒无为也，侯王能守之，而万物将自化”。故“圣人”乃是“教化者”及“道”原则之“示范者”，其并没有特别之具体职能，只是在“化民”时但示以“无为”原则。而对“侯王”来说，其有具体之治理“职能”，譬如“兵事”等，故侯王所应为者无非是以“道”之原则来履行这些“职能”。就此而言，“圣”是“道”原则之“演示”“示范”者，而“王”是“道”原则之应用、实施者，前者对后者具有地位上的优先性，隐含了“圣”“王”之“体用”关系。
到帛书《老子》，圣/王角色出现重合，“无为”更多转为“手段”，以应用于“治民”，其在理论上的总结便是帛书《老子》“上德无为”说的提出。所谓“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也，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也，上礼为之而莫之应也，则攘臂而扔之”（据帛书甲乙本与王弼本互补而成），给出了德、仁、义、礼的层级设置。事实上，帛书《老子》中德道二经上下分篇之格局表明，“德”已从简本《老子》隶属于“啬”之地位，升格为普遍之方法原则，其特别表现为德/礼、无为/有为对立之突出，通过这一设置，道家与儒家行为原则上的对比得以凸显。
作为圣人或王之行为原则，“无为”的根据在于“道”。在战国《老子》文本中，“道”作为“本体”，相对于“万物”具有“本源”地位，“物”是“有形”而“有名”，“道”则是“无形而有象”，故而“无名”。郭店《老子》将“道”描述为“有状混成，先天地生”，不同于今本《老子》之“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显示“道”与“万物”之间有一隔别性。至帛书《老子》，“道”仍是“物”的“源始”状态，但较诸简本《老子》，其进一步突出了“道”与“万物”之间的“体用”关系，所谓“道盅，而用之又弗盈也。渊呵，似万物之宗”。“道”无论是作为“天下母”，还是作为万物所“宗”者，简帛《老子》均以之为“道恒无名”。因为“道”之存在状态乃是“微妙难识”，其虽有情、有信，而视之不见，听之不闻，不可致诘，故表现为“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这样一种“无物之象”，其实就是“朴”，是万物未分的状态。万物有分故得称名，道朴无分故“道恒无名”。万物之有名乃是后天而有，道之无名则是物的先天状态，前者出于后者。故《老子》抽象出“道”这样一个“无状”之“物”，并不是在“存在论”意义上以之作为万物之“本体”，而是在“功能论”以其为“物”之“本源”状态，是“万物”得以维系、有效运作的根据、原则。因此，“朴”虽小，而为“一”，万物均宾服之，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之则治。要得“道”，即要“复归于朴”，故《老子》给出了“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的归根复命之路。
当然，在《老子》政治哲学语境下，得“道”不是开放性地面向大众，乃是专属圣或王之心法，其“南面之术”的意涵是显然的。由此可以看出，《老子》之学与庄子哲学虽同属先秦道家学派，而有其思想之异趣和思想效应上的差异。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所宗“道家”就是“老子”之学，亦即盛行于战国末至西汉初的黄老之学。
若依汉代人之见，将《老子》（特别表现为帛书《老子》）定位为黄老之学，以其为治国处世之术而非玄谈哲学之作，则我们还必须处理帛书《老子》与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四篇佚书（《经法》《十大法》《称》与《道原》合称所谓《黄帝四经》）之间的关系。虽然二种文献由同一墓而出，但两者的风格气质不完全相同：帛书《老子》的形而上色彩更浓，而《黄帝四经》以“道生法”之命题表现了“道法结合”的思想实质。《经法》篇云：“故执道者之观于天下也。无执也，无处也，无为也，无私也。”这里自然沿用了《老子》“无为”之说，但不同于帛书《老子》的是，《黄帝四经》特别突出了“无为”原则的实施主体乃是“执道者”，表现出重视“道”之操作、应用的“工具主义”思想旨趣。另外，不同于帛书《老子》之“无为”乃以“道恒无名”作为前提，《黄帝四经》中之“执道者”虽然要求把握“道原”，“能察无邢（形），听无【声】”，但要通过正“形名”而立法度，如此才能达成“无为而治”的理想状态。《十大经》有云：“欲知得失，请必审名察刑（形）。刑（形）恒自定，是我俞（愈）静，事恒自也（施），是我无为。”当然，《黄帝四经》同样认为“道”是无形、无象、无名的，所谓“恒无之初，迥同太虚。虚同为一，恒一而止”。但不同于帛书《老子》，《黄帝四经》基于“道生法”之命题，正面处理了“道”之落实到社会政治层面的表现即“形名”。如《经法》所说：“见知之道，唯虚无有。虚无有，秋稿（毫）成之，必有刑（形）名。刑（形）名立，则黑白之分已。故执道者之观于天下也，无执也，无处也，无为也，无私也。是故天下有事，无不自为刑名声号矣。”“形名”乃“道”之落实表现，其介于“道”与“物”之间，“执道者”正确把握了“形名”，则会有“物自正也”的效果，此显示了《老子》“道”之原则与法家之“法”的结合。
基于如上所论，我们将简帛书《老子》看成“广义”上的战国中后期“黄老”学，而《黄帝四经》则是更为“法家”化的战国后期“黄老”学。从简帛《老子》到《黄帝四经》，我们可以看出战国后期黄老学的进一步“术”化走向。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哲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