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纳德·威廉斯是当代现实主义政治理论最重要的思想来源之一。当前，学界对他的解读主要集中在他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批评，尤其是正当性、平等和自由等重要政治议题方面。然而，威廉斯一生的大部分工作都集中在道德哲学领域，而他在道德哲学领域的工作如何影响他的政治思想，这一点很少得到关注。诚然，他批评政治自由主义的主要着眼点之一在于其中的道德主义，即以政治哲学作为应用的道德哲学。但正如威廉斯政治论文集《太初有为》（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Deed）的编者霍索恩所说的，他在道德哲学方面的工作对其政治哲学有着明确的应用。

　　然而，明确却并不意味着直接。威廉斯并不把伦理当作自足的领域，伦理和政治的关系也绝非一种单向度的影响：伦理思想的确影响政治，但也与政治一样是现代境况的结果。现代性问题在威廉斯的伦理思想中占据显著的位置，他对此最为集中的讨论莫过于《现代性与伦理生活的根据》（Modernity and the Substance of Ethical Life）一文。“伦理根据”（ethical substance）这个兼具规范和描述的观念是把握其思路的一条有用线索：一方面，现代性的种种境况为伦理生活和思想带来新的社会政治“实体”；另一方面，某些理解伦理生活的方式，或者未能准确把握现代性的挑战，或者根本就未能把握到这种挑战，从而最终未能提供思想的“根据”。威廉斯思路的消极一面是对现代性与伦理思想的种种刻画的批评，而积极的一面则仅就消极批评所提示的那种规范性意义做一番有限度的阐发。这种高度节制的策略而非其中的具体主张，才是威廉斯真正独特之处。

　　威廉斯的考察开始于一种典型地缺乏根据的伦理思想，他称之为“伦理怀旧”（ethical nostalgia）：怀想昔日的一种完美而协同的伦理状态，批评当下道德状态的败坏。最值得关注的伦理怀旧是作为历史主张的伦理怀旧，认为现代性意味着一种独特的社会范畴。它并非一种孤立的主张，而是从保守到激进的政治哲学都可能持有的一种立场。实际上，它也确实广泛影响了20世纪的政治哲学。威廉斯主要着眼于历史给出一种批评。历史的意义首先在于，伦理怀旧恰恰是一种非历史的历史理解方式，伦理怀旧本身也是历史地重复着的现象。传统权威的衰落和世俗化是公认的现代性标志，而对这两者的抱怨不过是传统的伦理怀旧的最常见的形式。如果对现代性的伦理怀旧不过是在重复已有的伦理怀旧中的批评，那么即便前者对现代世界的特征说对了什么，这种批评效力也会大打折扣。

　　威廉斯的批评着眼于历史，但没有停留在历史，而是将伦理怀旧作为刻画伦理与现代世界关系的一种路标。伦理怀旧的问题正在于混淆了问题及其解决方案：对陌异的事物无法接受和对伦理状况今非昔比的判断，这两者本身是同一立场的两面。如果对过去的理解只是当下的伦理境况的投射的话，那么无论如何都难以理解伦理思想和现代世界的关系。摆脱这种伦理怀旧需要避免在现代性的历史境况的实质性的刻画方式上先入为主。威廉斯对这种刻画的建议是：“在思考伦理思想和现代世界关系的时候，始终从这样一些概念开始，这些概念就其本身而言只包含最低限度的伦理承诺。”

　　在威廉斯看来，公共性的扩张是现代性的一种基本特征。现代世界中的伦理决定越来越由公共机构基于已颁布的规章制度来做出。这种变化给伦理生活带来的改变是，伦理论证被强烈地机构化了。在很大程度上，对伦理理论的需要就是因为“这个机构既要对公众负责，又必须在最为私人的层面上就重大的人类问题做出决定”。伦理决定和论证上的公共性的扩张带来其政治性的强化，因为“如果某些议题越来越成为公共而明面的管制的议题，那么它们看起来就是政治的适当关切”。

　　伦理公共性的扩张的另一侧面在于，尽管国家层面的政治仍旧具有首要的重要性，但很多重要的伦理议题却无法在单个国家的层面上得到解决，跨国公司的影响力甚至更为广大。公共性扩张为伦理带来政治性的强化，而国家作为设定社会的伦理议程的角色却在弱化。威廉斯认为这两者是伦理思想在现代的真实问题：公共性意味着偏好更为一般的、更为程序性的伦理观念，但承载这种公共性的平台则需要另寻处所。

　　伦理理论的限度构成威廉斯思考伦理思想的现代处境的一个参照。他认为，伦理理论既不等于伦理思想，也不是伦理思想的一种例证，旨在通过系统化和还原伦理观念来给出“某种一般的检测，可用来确定基本的伦理信念与原则是否正确”。这种系统化意味着偏好更为“瘠薄”（thin）的概念，如把诸如“残忍”这种包含更多描述性的概念还原为“好”和“坏”这样更为抽象的概念。威廉斯指出，虽然理论的还原性主张并非合理性（rationality）的要求，但恰恰是现代性的伦理境况本身的一种反映：管理伦理敏感的事务，更为适合的语言是抽象而一般的、面向多元的公众的语言。威廉斯由此指出伦理思想的现代处境带来的基本困难：可行的个人伦理要求一定程度上的现实根据，而公共的道德议题则要求相当程度上的一般性。

　　与其说威廉斯给出了某种解答，不如说他给出了寻找这种解答的方向；与其说这种方向是从哲学出发的，不如说是从政治出发的。现代性不仅意味着原本私人的伦理决定变得公共化而更具政治性，也意味着国家并不作为唯一的政治主体而对伦理议题给出最终的裁断。真实的政治实体是由各种各样的“伦理选民”（ethical constituency）构成的。伦理思想本身包含更厚和更薄的层面，这意味着伦理思想可以面向不同范围的听众。伦理思想的确需要尽量面对公共辩护的要求，但它没有必要首先针对那种最为一般的公共性。伦理思想作为“受到世界指引又指导行动”的思想，首先回应的是伦理选民的经验，而只有在需要承担更为一般的管理性职能的时候才去寻求一般的辩护。威廉斯的这种安排方式意味着公共辩护的要求尽管仍旧存在，但其要求出现的方式要更为灵活：公共辩护是必要的，但更为地方的（localized）实践关切才是优先的。当然，如果认为地方关切的优先性意味着一种伦理社群的同质性而不必再回应一般的公共辩护，那么这又回到了伦理怀旧的轨辙。

　　威廉斯认为，哲学从属于“最佳地理解我们的生活、理智活动、所处的境况”的那种努力的一部分。他的讨论方式的现实之处，就在于从现代性和伦理生活的不同侧面去理解具体问题，而非视之为同质性的整体。这也是威廉斯在讨论现代性的刻画的时候强调这种刻画需要“得到一定范围内对世界有不同伦理态度的人们的认可”的原因所在。可以说，反思的历史意识以及对现实复杂性的敏感，是政治性地理解伦理和理解伦理本身的政治性挑战的关键。

　　在更为一般的意义上，理解威廉斯的这一侧面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好理解威廉斯思想的整体性，而且也对理解中国思想传统有着重要参照意义：中国思想传统虽有着深厚而强烈的伦理和政治关怀，但在理解传统与现代的关联方面仍对其构成艰巨挑战。如果威廉斯关于伦理根据的看法有可取之处的话，那么一方面我们不必也不能期待能够就这种伦理困境给出指引的一般性理论，另一方面我们同样没有理由认为现代性构成一种整体性的挑战。传统和现代世界的复杂性，本身就提供了一种让这些挑战互相消解的可能。

　　（作者单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瑞士巴塞尔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