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人诗话》是朝鲜半岛首部以“诗话”命名的诗话集，作者是李氏朝鲜著名文人徐居正（1420—1488）。“东人”一词意指中国东邻之朝鲜人民，其中既暗含了以中国为参照的自我民族体认，又渗透了区别于中国的文学自主意识。《东人诗话》所涉内容上起新罗，下至李氏朝鲜初期，对本国诗人及其诗作进行了全面评析。同时由于长期浸染于同质性的汉字文化圈，在对中国文学文化的依附心理作用下，《东人诗话》中也涉及和引用了丰富的中国诗学思想。李氏朝鲜后期学者李德懋曾表示：“大抵东国文教，较中国每退计数百年后始少进，东国始初之所嗜，即中国衰晩之始厌也。”可以说，古代朝鲜对中国文学大抵呈现出亦步亦趋的接受姿态。《东人诗话》自不例外，对中国诗学思想的征引次数为197次，其中唐宋诗人合计达166次之多，唐宋诗学思想对朝鲜半岛诗学的深度影响由此可窥一斑。《东人诗话》以仰视视角将唐宋诗人诗作奉为圭臬和典范的同时，也通过主体自觉和文学反思，凸显了鲜明的自主意识。

　　将唐宋诗学奉为圭臬和批评尺度

　　《东人诗话》对唐以前的诗歌并未呈现出太多关注，只是略微提及严子陵、班婕妤、陶渊明、谢灵运等人。相较于此，《东人诗话》曾言及31位唐代诗人和50余位宋代诗人，援引5次以上的就有李白、杜甫、韩愈、贾岛、苏轼和王安石。徐居正引用这些唐宋诗人及其诗作，主要是将其视为衡量和评判朝鲜诗作的尺度和标准。如面对时人对陈澕“碧砌落花深一寸”夸张手法的批判，徐居正以李白《北风行》（燕山雪花大如席）、《秋浦歌》（白发三千丈）和苏轼《赵令晏崔白大图幅径三丈》（扶桑大茧如瓮盎）为典据，强调“是不可以辞害意，但当意会尔”。以李白和苏轼的诗作为依据，阐明夸张手法的合理性，这说明徐居正在将唐宋诗作奉为典范的同时，也将其视为本国诗歌批评的理论基准。在“重韵”问题上，徐居正将杜甫《饮中八仙歌》中的重韵现象合理化并据此对高丽诗人李奎报的《三百韵诗》进行评论。首先提出“文顺三百韵诗，重押二施字二祇字，有何所祖乎？”的设问，接着指出杜甫《饮中八仙歌》中的“船”“眠”“天”皆为二重韵，“前”为三重韵，强调“一韵重押，苏杜尚然，非但苏杜，魏晋诸集中多有之，独何怪于李乎？”在此，徐居正认为李奎报的“重韵”手法正是取法于杜甫，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当时朝鲜诗人对唐宋诗歌创作手法的借鉴和参照。

　　与此同时，徐居正还在《东人诗话》中阐述了朝鲜诗人对唐宋诗作的模仿和改作现象。尤其对李白《登金陵凤凰台》着墨较多，佐证了李白诗歌在朝鲜广为传诵的事实。徐居正首先点明“古人作诗无一句无来处”，证明当时的朝鲜诗坛取法中国诗学已成惯例。接着强调朝鲜朱子学的代表人物李混《浮碧楼诗》中的第二句“永明寺前江自流”、第八句“淡烟斜日使人愁”分别取自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中的“凤去台空江自流”和“长安不见使人愁”。同时指出第四句“人断小舟横渡头”源自韦应物《滁州西涧》的“野渡无人舟自横”，第五句“长天去鸟欲何向”则出自陈师道《登快哉亭》中的“度鸟欲何向”。最后点评道：“句句皆有来处，妆点自妙，格律自然森严。”对这种改作和仿写行为表示赞赏。事实上，由于《登金陵凤凰台》蜚声内外，王安石和郭祥正曾同登凤凰台，对此诗进行次韵模仿并由此诗名远播，而高丽的权汉功和李齐贤也据此步韵该诗而声名大噪。这说明当时的朝鲜诗人不仅借鉴和参照唐宋诗作，而且对唐宋诗人们的风流逸话也表现出钦慕和关注并竭力模仿。

　　凸显民族自尊与文学自主意识

　　《东人诗话》在将唐宋诗学视为典范和典据的同时，在民族自尊意识的驱使下，也呈现出主体观念支配下的文学自主意识。这种自主意识主要表现在对唐宋诗作的批判上，当然这种批判也是基于将唐宋诗作视为本国诗歌参照物的论诗方式。如对金之岱《洛山寺》的“云间绝磴七八里”因过分夸张进而失实进行批判时，以对杜甫《古柏行》“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夸张手法的质疑和批判为依据，指出“老杜诗圣也，后之评者尚有之”。对于贾岛“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推敲”和“苦吟”作诗方法，徐居正认为贾岛的诗“寒瘦涩癖，何至垂泪”，表现出不敢苟同乃至批判的姿态，直言孟郊和贾岛“以寒瘦枯淡之词为奇警”。

　　苏轼虽然是《东人诗话》中被提及次数最多的中国诗人，被评价为开创宋诗新境界的文坛盟主，徐居正甚至发出“高丽文士，专尚东坡”的慨叹。但对于苏轼的词，徐居正却未表现出推崇的态度，反而认为其乐府词“非本色语”。同样，李师中和苏舜钦的诗作虽然也被奉为典范，但徐居正同时也主张，模仿他们的朝鲜诗作也毫不逊色。在徐居正看来，李师中的诗对句绝妙，但高丽诗人郑誧的诗同样对句精巧，并不次于李师中的作品。徐居正在比较李师中与李穑引用经书的作诗方法时，认为李穑对经书的引用精致独到而更胜一筹。在评价李仁老次韵苏舜钦《中秋松江新桥对月和柳令之作》而成的潇湘八景诗之《洞庭秋月》时，对李仁老在原作基础上的创新表示赞赏，隐性表达了仿作胜于原作之意。不难看出，除了苏轼等诗坛巨匠，《东人诗话》对其他宋代诗人的评价采用了与朝鲜诗人对等比较的立场，暗含了徐居正基于民族自尊意识的平视视角，甚至表现出朝鲜诗作技高一筹的自豪心理。

　　从奉为圭臬、极力模仿到自主自尊、平等对话，是《东人诗话》面对以唐宋诗学为代表的中国诗学所经历的文化心态嬗变历程。在徐居正心目中，朝鲜诗学正是在中国诗学的影响笼罩和自主理性思索的双重变奏中，逐渐获得了与中国诗学比肩甚而进行学术较量的勇气。而此过程中的文化角色调整，也正是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东亚汉字文化圈国家接受中国诗学影响的普遍规律。即在吸收中华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在与中国文学的借鉴、交流、融合和对峙中，衍生出具有地域特色的本国文学，成为丰富世界文学的重要构成要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异质’与‘同轨’——中国与朝鲜半岛新文学关系研究”（18BZW12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