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抗战军兴，国难深重，日本军国主义者以“大东亚共荣”为其侵略行为张目，而西方列强又以“东亚病夫”之污名欺辱我堂堂中华。以张沅长、方重为代表的武汉大学教授不甘受人侮辱，愿以学问报国，相继在《武汉大学文哲季刊》发表学术文章，他们以自己开阔的国际视野与深厚的家国情怀，借助概念史、文化人类学等当时的前沿理论，尝试探讨中国文化形象海外传播问题，并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在人类世界当中处于何种命运。文章发表之后，一度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关注，自此中国学界始有国家文化研究之声。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张沅长教授辗转至重庆中央大学执教，方重教授跟随武汉大学西迁四川乐山，艰难困苦，自不待言。其间，李约瑟博士受英国文化协会之托，力邀方重教授赴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讲学，成就了珞珈山与剑河的第一次学术交响。

　　在抗战烽火中化育诞生的国家文化研究，既是武汉大学的“拳头学科”，也是由1893年自强学堂延续而来的“知识报国”这一优良传统的深刻体现，更是“文化抗战”中淬炼的思想结晶。而2009年成立的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还是国家文化和旅游部、财政部与武大合作设立的“国家文化和旅游研究基地”和“国家文化和旅游财政政策研究基地”，可谓名副其实的文化智库“国家队”，这更是对珞珈文脉的赓续继承。

　　2020年初这场突然而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不得不直面另一种现实，一场“文化抗疫”就此展开。

　　“文化抗战”到“文化抗疫”

　　回首八十年前，张沅长、方重诸教授激扬文字、唤醒民族“全民抗战”血火铿锵、激情燃烧，以学术闻名于世的珞珈山，成为了“文化抗战”的中心。

　　如果说国家文化研究是“文化抗战”中所结出的硕果，那么“珞珈十八栋”成为“文化抗战”的指挥中枢则有着历史与人文交织的特殊机缘，研究院正好位于“珞珈十八栋”，办公地址就在郭沫若、汤璪真两位文理巨匠的故居。

　　1938年，抗战即将进入相持阶段，国共两党携手合作，救民族于危亡。周恩来来到了当时国民政府抗战临时指挥部所在地武汉大学。“珞珈十八栋”从教授住宅变成了“文化抗战”的指挥部，方重曾入住的“第十栋”被腾出改为了战时宿舍；周恩来担任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分管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全面组织“文化抗战”工作，与夫人邓颖超入住“珞珈第十九栋”。

　　其间，周恩来在“珞珈十八栋”会见了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等国际友人，与老舍一起指导“抗战文协”工作，还发起成立了10个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和孩子剧团，到前线部队和农村、工厂中演出，发挥了鼓舞士气、动员群众的重要作用，在极其艰难的“至暗时刻”，文化抗战迸发出照亮民族前途命运的巨大精神力量。小小的珞珈山，成为了“文化抗战”的中心。

　　从“郭沫若故居”拾级而上，便是研究院的二号办公楼。这条小路并不寻常，离二号办公楼仅二十米，便是一代伟人周恩来在抗战时的故居。抗战期间，周恩来与郭沫若常常在这条小路上驻足交流。在郭老的笔下，曾如是记载这段往事：“周公和邓大姐也住到靠近山顶的一栋，在我们的直上一层，上去的路正打从我们的书房窗下经过。”现在“珞珈十八栋”的这条小路，被称为“恩来小道”。

　　无论是张沅长、方重等武大先贤在“珞珈十八栋”披荆斩棘的学术开拓，还是周恩来、郭沫若等同在“珞珈十八栋”的振臂齐呼，对于这段波澜壮阔的“文化抗战”历史，研究院的师生们谁也不陌生。这样的治学求学环境，培育出了武大师生们不同一般的家国情怀。2020年1月18日晚22点，新冠肺炎疫情开始显露，武汉还没有封城，院长傅才武教授就在工作群里给同事们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身逢国难之时，难以置身事外，由此，我这一次是体会到了抗战时的先辈们那种激情燃烧的岁月。哪怕每次努力推进一毫米，就有一毫米的进步，也算是尽了学者的本分。”

　　在疫情爆发后的1个多月里，傅才武教授带领团队先后提交了近20份咨询建议，践行了“尽学者本分”的诺言。同时，“文化抗疫”成为了研究院向周恩来、郭沫若、张沅长、方重诸位先贤致敬的特有方式。

　　“十年磨一剑”

　　2019年11月，研究院以一场高规格的国际学术会议迎来了她的“十周年院庆”，一部名为《上山》的院庆宣传片在优酷与YouTube网站上引起了海内外诸多网友的关注。

　　“上山”这个片名是院长傅才武拟定的，因为研究院在珞珈山巅，师生抵达研究院需要经历登山的过程。同时，这也是研究院这十年筚路蓝缕、努力前行的写照。

　　武汉大学的国家文化研究，关乎民族文化现代化的道路，始于抗战救亡之时，率先于全国，开学林之新领域。但因为学科设置等问题，使得相关研究在包括武汉大学在内的国内高校中进展缓慢。

　　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日益加深，国家文化问题与国家文化软实力联系在一起，日益受到政府和学界的重视。国家文化形象、国家软实力、文化产业、文化外交与国家文化安全等事关国家文化的前沿课题，逐渐成为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热点。2009年，原国家文化部拟在全国设立“国家文化创新工程”研究基地，武汉大学有幸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大学，设立了全国首家“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这是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的前身。作为策划和实施者，时在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任教的傅才武教授，在其老师冯天瑜资深教授和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担任中心首任主任。

　　“武汉大学决定成立这个中心，正是感受到国家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方面的迫切需要。”十年之后傅才武表示，“早期的武汉大学曾开创国家文化研究之先河，有传统、有底蕴，武汉大学也是当代中国教育界传统的文科强校。国有所呼，学有所应，现在看来，当时成立中心这个举动，确实体现了以学术服务于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服务于国家文化现代化进程的主动性”。

　　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顾海良教授对中心充满信心，他在致辞中表示：“武汉大学将全力支持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的建设。学校将坚持高端定位，要在不长的时间内，将中心建设成为国内领先、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公共文化政策和文化产业研究机构，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作出更大的贡献。”

　　十年间，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国家重点研发项目等国家重大项目10余项，省部级项目近200项，在国内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提交给中央、部委的对策建言超过200份。研究院的年轻团队正是凭借“上山”的勇气，在国家文化研究领域奋力耕耘。

　　2019年11月研究院十年院庆时，武汉大学校长窦贤康院士在致辞中说：“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成立十年来，取得了一大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我希望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再接再厉，在科学研究与建言献策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

　　傅才武教授和他的团队用“十年磨一剑”的坚持，薪火相传，与时俱进。

　　“这座城市不会失去梦想”

　　院庆之后三个月，武汉突发新冠肺炎疫情。“疫情之下，师者何为？”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研究院全体师生身体力行，以实际行动为抗击疫情作出贡献。

　　2020年2月21日，《光明日报》头版发表文章《这座城市不会失去梦想》，文章采访了两位来自研究院的教师——资深教授冯天瑜与韩晗副教授。

　　“新冠肺炎肆虐武汉、湖北、全国乃至外域，令吾辈对生态问题的重要性、严峻性平添切肤感受。”年近八旬的冯天瑜先生，宅居在家，披览经典，并在《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人类应当对自然深怀敬畏》。

　　冯天瑜是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是国际知名的文化学者、历史学家。这场疫情当中，这位耄耋老人，一直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进行着全方位的哲思，身体力行地激励着身边的年轻人。“视万物为友朋，引人类为同胞。”冯先生在文章中说。

　　2019年夏天刚刚从深圳大学调入武汉大学的青年学者韩晗副教授，是中国作协第一批“80后”会员。在这场“抗疫战争”中，韩晗以作家与学者双重视角，密切地关注着疫情对文化、语言乃至国家形象传播的影响。

　　从“风月同天”引发的汉语修辞思考、舆情治理与政府公信力的关系、“后疫情时代”的国家文化形象问题，再到疫情对文化产业的影响……面对疫情引发的各种文化问题，韩晗深入思考，笔耕不辍，以“日产万字”的效率，诠释着新时代青年学者的知识报国情怀。新华社、中央广电总台、《人民政协报》与《中国教育报》等国家媒体平台以及澎湃等新锐媒体，为这位年轻的人文学者提供着建言献策的渠道。在给学生开课之前，韩晗写下了《致同学们的信：国难之时，应当重拾对文学的信仰》。学术研究与授课之余，韩晗带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开展“云调研”，对疫情之下普通人的命运给予关照与记录。

　　2020年2月，居住在香港的瑞典皇家人文、艺术与考古学院院士、香港城市大学讲座教授张隆溪先生写了一封信，寄往千里之外的研究院，信中说：“我虽远在他处，但武汉诸友起居安否，亦常在念中。”三个月前，这位著名文化学者刚刚在研究院受聘为武汉大学名誉教授。“我们身居异地，但心却紧密相连。只要我们同仇敌忾，深信一定可以很快战胜病毒，顺利渡过这场劫难。”

　　我们相信，这座城市不会失去梦想，珞珈山也永远不会失去梦想。

　　以对策建言践行“文化抗疫”之旨

　　对策建言，是研究院的“强项”和分内工作，在疫情蔓延期间，这一“强项”并未减弱，而是顺时所需、知难而进。全院同仁以努力对策建言的方式，践行“抗疫”之宗旨。

　　该院党支部书记、副院长陈波教授，与傅才武教授一道，在疫情期间写下了《关于优化方舱医院精神生活空间的建议》《新时代下虚拟公共文化空间效用与建设思路》《打造虚拟公共文化空间，扩大文化旅游消费》等多篇报告，受到武汉市政府的重视与批示。傅才武教授除了为地方政府和文化财政部门提供系列咨询报告外，还在媒体上公开发表《把握“疫后窗口期”强制垃圾分类，构建提升全民生态文明素质的实践路径》等建议。

　　疫情期间的研究院，各位教师都以对策建言投身于“文化抗疫”实践。肖波副教授向文化和旅游部相继提交《激发文艺正能量，助力疫情防控战》《巧打感恩牌，引导疫后旅游业补偿性增长》2篇要报，蔡武进副教授也完成并提交了《新冠状病毒疫情对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影响及应对》等2篇咨询报告。

　　尽管疫情的主战场不在文化领域，但研究院却以对策建言为报国之道，短期内向国家相关部门、地方政府提交了大量的咨询报告，展现出智库“国家队”在危难之际的学术担当。

　　党员“寇组长”

　　研究院有两位青年教师参与到志愿服务的行列。寇垠，研究院最年轻的老师之一，去年刚博士后出站留校任教。陈丹艳，研究院最年轻的行政秘书，疫情一开始就开着自己的私家车投入到武汉市志愿服务中。

　　这场疫情当中，寇垠有了一个新的职务：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社会力量参与应急救援综合服务平台”行动组组长。他和志愿者一道努力整合各类社会力量，打造专业团队，高效、协同、快速、有序地开展应急救援，从帮病人找床位、帮返汉医生找爱心车队，到帮医院解决医疗及后勤物资短缺问题、帮捐赠者解决信息不对称及运输难等问题，他们用力所能及的方式默默地守护着我们的城市。

　　在工作当中，寇垠不幸因病发烧，他果断进行了自我隔离。康复之后不久，寇垠又多了一项职责：对群众进行心理安抚。

　　“我是老师，也是党员，如果党员不走在前面，我们对不起自己入党时的誓词。”寇垠这位年轻的党员，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挺身而出，带领着自己的“组员”奋战在抗疫第一线。

　　“组长”虽小，但党员“寇组长”，却是一个大写的新时代青年知识分子。这也是珞珈山“文化抗战”精神在新时代的延续。

　　“停课不停学”

　　武汉大学在中国近代史上经历了两次授课中断，一次是抗战时期，武汉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撤到后方，在时任校长王星拱的率领下，赴四川乐山艰苦办学。武大西迁，路途艰难，当中虽因战乱多次“停课”，但依然“停课不停学”，以苏雪林、闻一多、朱光潜为代表的武大教师群体，以各种方式言传身教，培养了大批优秀学生，成为了“文化抗战”最辉煌的篇章之一。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研究院的教师们同样没有忘记教书育人的本分，在国难之际，发扬“乐山武大”的“文化抗战”精神，诠释“教师”二字的人格尊严与责任担当。

　　院长傅才武教授为了不耽误给武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本科生上课，努力学习使用“学习通”和“微信课堂”网上授课系统，按照教学要求，为同学们开讲“文化产业政策和实务”课程。

　　副院长彭雷霆副教授与院办主任刘谊军每天保持与全院师生的信息互通，每天坚持平安打卡，关注每一个人的健康状态。及时向老师和同学们普及防疫知识，针对不同地区的同学，给予不同的“小贴士”。截至目前，研究院硕士、博士研究生无一人感染。

　　在“封城”之前，彭雷霆曾与其他老师一道，紧急开始着手制定延期开学期间研究生培养工作实施方案，以及各种可能的应急预案。在教学工作中，老师们秉承“坚持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立院传统，建议学生从学术视角思考疫情对于我国文旅行业、文化建设带来的冲击，实现书斋学习与实践体验的互动。

　　因为学科的特殊性，研究院的许多课程并不能全靠学生自学完成，需要借助老师辅导加以推进。副院长陈庚副教授隔离在家乡四川泸州，通过微信、QQ指导课题组的学生完成关于“农家书屋”的研究报告，并指导五六位研究生进行论文写作。钟晟助理教授则使用线上平台做讲座并开展教学工作。一如抗战时在乐山的前辈们，无论条件多么艰难，教书育人的初心始终如一。

　　“文化抗疫”是研究院师生们在这场疫情当中以知识报国的方式。这支平均年龄37岁的青年学者团队与新时代的脉搏共振，奏响以知识报国的“新青年”进行曲。研究院全体同仁在疫情蔓延时，以对文化、学术的坚守，成为了珞珈山上一道美丽的学术风景，与1400万武汉市民一道，共守珞珈花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