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秦汉时期的数思维与数哲学之发展理路，可见那时的人们基于周天化、数度化、对应化与同构化诠释天人关系的理论旨趣，同时亦见他们基于数度之道对日常生产生活、社会交往与政治制度的谋划与设计的价值旨趣与数度情趣。他们通过天身一体化、阴阳五行化、道德情感化与数度同构化建构出全新的天人形象和天人关系，以及宇宙图式、生活图式与政治图式。从天数到政制，从天心到人心，从天道到人道，人之存在的生活世界与政之展开的政治世界成为“数”与“天数”所统摄的价值世界。

　　面向自然 演绎天数

　　面对纷杂的自然万物与琐碎的日常生活，远古先民通过结绳计数而理顺生产生活，形成了朴素的数思维与数哲学。上古之时，圣贤通过“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尚书·虞书·尧典》）、“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同上）而定历数，化解“黎民于变时雍”（同上）的问题。秦时，《吕氏春秋》有《任数》与《尽数》篇并提出“天之数”与“天地之数”详论数之义，阐明数与理、道、政之间存在内在关联。西汉前期，《淮南子》《黄帝内经》与《春秋繁露》沿着前人的路径对先秦以来的数与数字的哲学意蕴重新诠释并使之更加系统化、理论化，不仅形成了数思维与数哲学的典型范式，而且开创出新的逻辑理路与价值向度。西汉末年，扬雄的《太玄》模仿《周易》并在《周易》“二进制”的基础上演绎出“三进制”，由推崇偶数演变成推崇奇数，诠释了天、地、人三者互动的哲学理念，建构了与前人不同的宇宙图式和人文图式。当然，《新书》《河图》《洛书》《七纬》等著作也触及数与数字，并提出六术、天一、太一等范畴。时至东汉，《白虎通》与《太平经》绍述前人之论，沿着天人同数的理路开显出新的哲学路径。

　　两汉时期，诸多学者特别重视天地阴阳四时五行之数与道及其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他们常常通过比数、附会、转喻、联想等手段将天地阴阳四时五行之数与道贯通起来并融入日常生活和政治制度。其中，《淮南子》《黄帝内经》《春秋繁露》《白虎通》等皆重视五行生克之道，并基于此展开独特的理论建构。与众不同的是，董仲舒建构的数哲学从阴阳出入与消息的角度指出“物随阳而出入，数随阳而终始”（《春秋繁露·阳尊阴卑》），并且提出“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九，与人而十者，天之数毕也。故数者至十而止，书者以十为终，皆取之此”（《春秋繁露·天地阴阳》）。董仲舒将天地阴阳五行与人自身皆纳入“天之数”，拓展了数的广度与深度，凸显了数的形上性与本源性，消弭数之神秘性，突出数之价值理性；董仲舒提出“古之圣人，因天数之所止，以为数纪”（《春秋繁露·阳尊阴卑》），强调“数纪”是众民“知贵贱逆顺所在”的依据。

　　面向政治 法天之数

　　上古先民对数的洞见、对数字的崇拜不仅反映出他们对探寻自然万物之本源、本质与规律的渴求，而且反映出他们的认知维度、思辨水平与价值旨趣。他们眼中的天地万物蕴含数与数字，自然法则循之展开并成为人伦法则与政治法则的本源。自然理性通过数度之道而流溢，价值理性通过数度之道而呈现。古代先民法天之数的直接目的是面向政治与生活，这一点在他们法天而制官的过程中体现得颇为明显。秦时成书的《吕氏春秋》十二纪诸篇所设官制皆强调法天而制官，西汉前期出现的《淮南子》之《天文训》与《时则训》篇所设诸官制度和《春秋繁露》之《官制象天》与《爵国》篇所设官爵制度亦皆强调法天之数。继轨前人，东汉初期出现的《白虎通》之《爵》与《封公侯》等篇反映的亦是法天之数而设置官职制度的理念。较之，王符《潜夫论·班禄》与徐干《中论·爵禄》大抵是绍承于《礼记》《淮南子》与《春秋繁露》提倡的法天之数而制官、设爵、定禄之论见。

　　值得指出的是，《淮南子·时则训》将数目八、七、五、九、六融入四时、十二月并将之与五行、五方、五星、五味、五音一一对应，从而实现法天之数而构建政治制度的理论目的。虽然同是强调法天之数，但是董仲舒数哲学蕴含的政治价值向度却不同于《淮南子》，他强调“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同上）。同时，董仲舒指出王者制官应当“用岁之度，条天之数”（《春秋繁露·官制象天》），应当“备天数以参事，治谨于道之意”（同上），并且强调王者所设爵制亦应当“法天地之数”（《春秋繁露·爵国》）。

　　面向身体 崇尚数度

　　从身体之直观至身体之数度化，再至比类天之数度而将身天一体化，古代先民对身体与天地的认知历程呈现出从感性到理性、从直观到数度、从形象到抽象的基本路向。其中，数度思维与数度理性是秦汉时期人们理解宇宙秩序和道德秩序的密码与钥匙。正是在探寻自身身体、德性生成、天地精神与自然理性的过程中，他们厘清了天人关系，凸显了人在天地间的位置。从身体出发想象自然、类比天地、建构宇宙图式，这种基于数度化与同构化的数度思想在《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黄帝内经》《春秋繁露》《太平经》等作品中皆有体现。那时的人们通过“近取诸身”（《周易·系辞下》）与“以身度天”（《春秋繁露·郊语》）建构天地宇宙的基本图式，对身体的借用使得身体成为度量天地宇宙的工具与尺度。人之身体的数度化与道德化之所以能够比类天地并构建天地的人格化形象、转喻天地的自然理性，其关键在于人拥有理性自觉之能力，尤其是拥有数度化的抽象能力与价值化的思辨能力。从身体之有限演绎天地之无限，从身体之结构、形象演绎宇宙之结构、图式，从身体感觉、特性演绎天地精神、自然理性，人们基于身体的数度化与天地的数度化而建构的数哲学流溢出浓郁的感性色彩与诗意的理论气质。

　　从庄子提出人有“百骸”到韩非提出“人之身三百六十节”，战国时期的人们对身体的数度化与周天化的认知渐次生成。这种基于数度化与周天化的天人关系新说是秦汉时期的天人感应说的理论源头。其实，天身一体化或曰身的周天化与天的身体化是秦汉哲学的普遍特征与理论旨趣。人们“以身度天”，欲“究天人之际”（《汉书·司马迁传》）；其中，《黄帝内经·邪客》曰“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淮南子·天文训》曰“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窍；天有四时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节；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节”，《春秋繁露·人副天数》曰“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等，反映出秦汉哲学思维中的“集体表象”，而且影响深远。

　　要言之，秦汉时期的数哲学揭橥数与数目构成的自然世界、人文世界与精神世界及其内在关联，映现出人们眼中的宇宙图式、生活图景与政治制度，反映出人们从数度之维认知自然世界、精神世界与政治世界的基本路向，彰显出人们努力改善自身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的价值期许与理性追索，折射出人们对理想化的精神世界、生活世界与政治世界的不懈追寻与持续建构。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周秦两汉数哲学研究”负责人、曲阜师范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