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蒂看来，自柏拉图以降，由于受“心灵之镜”（心灵是世界的镜子）的认识论隐喻的蛊惑，西方哲学一直航行在没有航标的海洋上，彻底迷失了方向。以追求知识的确定性为核心的哲学传统在笛卡尔和康德那里达至顶峰。依照“心灵之镜”的笛卡尔—康德模式，经由纯粹理智获得的知识是对客观现实的“深描”，摆脱了感官束缚的心灵能够准确而清晰地反映和捕获复杂的经验世界，哲学的核心追求就是致力于建构心灵和世界的观念的可靠性。
受到理性主义浸染的笛卡尔—康德模式，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人的心灵结构和知识的可能性条件，试图以认识论为基石来构建稳固的“知识大厦”。在这一模式看来，知识必须建基于某种绝对的确定的基础之上，对于一个理性主义者来说，这个确定的基础就寄寓在源于天赋观念的先天真理中。哲学家们垄断了决定理论正确与否的特权，乐此不疲地在理论思想与真善美之间谋划和构建一种合法联系。
罗蒂反对笛卡尔—康德模式中的真理符合论和二元论哲学，从根本上否认“心灵之镜”的存在，试图用新实用主义来消解传统认识论哲学中的“知识崇拜”。在他看来，传统西方哲学试图构建永恒的知识架构的宏大计划已经破产，当代哲学应致力于开掘出一条“非认识论之路”。
从实用主义观点来看，知识贡献了解决问题的方法或进路，知识的有效性就是对其正确性的确证。“实用主义感兴趣的是，什么东西是有用和有效的，而不是‘这到底是什么东西’。”然而在罗蒂看来，哲学家们用躁动的思维热情臆造出形色各异的非历史性概念，并一厢情愿地将之作为确定性知识的真理标准，这是极其轻率和不负责任的。“这些花样翻新的哲学概念既不能拓展知识的疆域，又无法对知识的实际效用进行深刻省思。”哲学家们不应把某种特定的语言形式恒常化，把哲学视作人类知识大厦的基础是武断而危险的。
“除非参照人们已然接受的信念和常识，否则，任何东西都不能充当证成的理由。除了融贯性，无法在我们的信念和语言之外找到任何其他检验方式。”按照罗蒂的理解，我们相信一件事是因为它符合我们已有的信念和常识。世界本身并没有供给知识或思想的功能，而只是产生刺激和反作用，知识不过是对话者之间的约定或承诺。在罗蒂那里，并没有给“世界”一个妥适的安放。人类生活不再需要形而上学的慰藉，也不需要所谓的“牢固的基础”，哲学家们应尽快走出追求绝对知识的迷梦。
传统的认识论哲学秉持的是一种以主观符合客观为标准的真理观，所设定的前提是词与物、心灵与世界、理论与实践的精巧二元对立。然而在罗蒂看来，这一前提是彻头彻尾的“哲学的虚构”，认识论真理观所倚重的“理性”其实是一种“自我创造”。“真理是体现协同性而非客观性的东西，它是一个持续的证明与重新编织的意念系统，总是与具体的历史和社会情境关联在一起。”世界上并不存在普适性的理性，合理性标准并不是知识客观性的绝对保障，对理性的盲目崇拜极有可能导致哲学走上技术和逻辑同一性的奴役之路。“世界”已然消失，真理符合论亦无处容身。在罗蒂看来，概念是认知之网上的“纽结”，是人们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形成的思维模式。只有借助于特定的概念系统，我们才能相对准确和清晰地揭示世界的“本来面目”。任何现实都是被概念或理论浸染过的现实，绝对的、本体论意义上的客观是不存在的，“心灵之镜”认知模式下的“心灵再现天赋观念”只是一种思维的存在。
罗蒂亮出鲜明的拒斥传统认识论的底牌，一以贯之地提倡反本质主义和反基础主义。在他看来，人们在语言行为中可以与自然面对面地打交道，并不需要心灵这面多余的镜子；西方哲学要实现自我救赎，必须首先彻底砸碎那面幽灵般存在的“心灵之镜”。
早在罗蒂之前，分析哲学就已发起了一场自称用新哲学替代旧哲学的革命运动，向“心灵之镜”的笛卡尔—康德模式发起挑战。而按照罗蒂的理解，哲学问题应首先是语言问题，而非有关实在的问题，分析哲学只是撕碎了传统哲学的旧文本，依然在围着“思维如何认识实在”的旧问题打转，未能从根本上摆脱“心灵之镜”的认知模式。在罗蒂看来，分析哲学已然在自我消亡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担负不了颠覆传统哲学认识论的重任。
受到欧陆后尼采主义传统和杜威实用主义传统的启发，罗蒂用解释学代替认识论，以“无心的人”的假设消解传统认识论的“心灵之镜”，将传统“镜式”哲学转变为一种非认识论的“无镜”哲学。在《哲学与自然之镜》一书中，罗蒂在批判传统的唯科学主义、唯理性主义和唯哲学主义的基础上，在打碎“心灵之镜”的同时，构想出一种区别于传统哲学文化的“后哲学文化”。按照罗蒂的理解，“后哲学文化”强调以人为核心来重新审视世界，可以用于填补“哲学的空场”。“哲学文化汲汲于找寻某种恒常的、用知识替代意见的东西，而后哲学文化则放弃了这种追求，放弃了意见与知识、现象与实在的对峙。” 在罗蒂看来，随着人们对基础主义和表象主义的日益增长的厌恶，大写的哲学已经死了，哲学最终不可能成为文化的核心。按照“后哲学文化”的主张，大写的哲学应转变为小写的哲学，将关注的目光集中投向“心的理性”和“人的特性”问题；哲学不应再充当文化之王，因为它连自身的确定性都无法得到确证。
“神学已逐渐褪去往昔的光辉，哲学也应走下神坛，进入后哲学文化。”罗蒂自诩他所构想的“后哲学文化”实现了从认识论到解释学的转换，直接导致了“心灵之镜”的瓦解和“无镜”哲学的诞生。然而必须看到，罗蒂关于“后哲学文化”的构想过于空泛和粗糙，在理论上还有很多难题亟待解决。后哲学文化的设想能否成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罗蒂的反基础主义理论能否成立。诚如学者陈亚军所指出的那样，罗蒂只是反掉了传统认识论的“心灵之镜”，而不是一般的“基础主义”，他不自觉地又用伦理学的基础主义填补了认识论残留的空白。
（作者单位：洛阳师范学院法学与社会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