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儒家思想主张一切认知活动都有其身体基础，而身体深受社会文化价值所渗透，“身心一体”概念正是构成儒家身体哲学的重要支柱，儒家因此强调心性对肢体行为的节控作用。受其身体观影响，儒家认为“体”不只是形体的存在，故而强调一种身心的修养；“育”不仅是传授的过程，更是一种德性的培养。由此，先秦儒家在身体训练中注重心的主导作用，提倡礼的节制，即用“修身”“教化”方法使基于身体的教化活动充满自省、自律的意味。

　　身心一体

　　考究《说文》，“身”在中国思想中狭义表示躯体，广义摄心、气、形而为形神相合、身心一体的生命整体。儒家认为，人的身与心是浑然一体的，言身必称心，称心必言身，二者不可分割。“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孔子在谈到身心时常与“仁”并论，“仁”作为能力的美德和行为的愿望构成身体的现实存在，并认为这种仁心与躯体相辅相成时便有利于人的健康长寿，即“仁者寿”“大德必得其寿”。郭店楚简 《五行》把“仁”写为“■”，道德必须在身体上体现出来，其轨迹可由心而身，也可由身而心。

　　孟子把身心之学往心为主宰的方向发展，他一方面说“尽其心者……所以事天也”，又说“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指出心的知性、知天的道德功能可以充实浮现于人的身体，心诸内形诸外，“践形”是心的涵养经由身体的外在显示。孟子继续说，“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見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以心为本，以身为末，这种生理存在与道德存在浑然融会的崇高生命气象，表现了一种身心合一、内外一体的观念。“形具而神生”，荀子虽认为形体是精神的基础，但更强调“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即君子之学是身心合一的，而小人则仅仅停留在口耳之间。

　　“心”的主宰与“体”的训练

　　为了达到“身心一体”，儒家注重身体的教育，我们广义上俗称为“体育”。无疑在儒家那里，基于身体的教化失去了运动、训练等狭义的功能，更多体现为以心为主导的德性修养。受其“身心一体”思想影响，儒家批评单纯以满足感官刺激为目的的体育活动，主张心对身体的主宰，在身体训练中贬低单纯的力的作用。“子不语怪、力、乱、神”，先秦儒家话语对于力量、力气通常是持批评和否定态度的。儒家认为力先天是有差异的，所以孟子言“力不能胜一匹雏，则为无力人矣……是亦为乌获而已矣”，人的力量不应作为炫耀和竞争的资本。真正值得炫耀的资本在于“德”，所以孟子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心悦而诚服也”，荀子也说“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

　　“君子力如牛，不与牛争”“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在孔、孟、荀看来，百步穿杨并非他们所崇拜的竞争之术。对于狩猎、骑马、舞剑这样的活动，儒家也是持反对态度的，“兽无厌谓之荒……王无流连之乐”。这些活动都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行为。儒家“心性一体”观认为，“心”作为后天自我的主宰具有向善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起到统帅的作用。在身体训练中，如果“心”暂时性缺位，这些运动便失去了其应有的正当性，其德性价值也就无从谈起。

　　“礼”对身体的节制与规范

　　儒家在谈论心与身体活动关系时，其落脚点不在于强调用心之专注程度，而在于进行身体活动时心的调控能力，即心对身体动作行为是否合乎规范、合乎“礼”的管控。孔子主张要以礼挖掘身体的伦理维度，充之以礼义教化的功能，“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乡饮酒之礼。故燕礼者，所以明君臣之义也。乡饮酒之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孟子在谈论田猎活动“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时，也提出要“范我驱驰”，即驾车要合乎规范，不能一味地以获得猎物为目的而从心所欲。

　　当然，先秦儒家在论及身体活动时，要求其展现出有礼有节的风范，说到底是为了实现他们治国的理想。儒家将身体训练视为可以与治国相提并论的儒家之术，其出发点在于对“身心一体”的隐喻性理解。“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礼”为规范的身体训练，投射到政治层面，便是儒家追求的长幼有序、尊卑分明的治国理念。“弓矢不调，则羿不能以中微；六马不和，则造父不能以致远；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荀子更是直接把治国与射、御等活动相联系，认为汤武能成就霸业在于遵守中庸和谐之礼的精髓，获得士兵和百姓的共同支持。

　　传统儒家将身体视为心、形、气等多种层面构成的身体系统，从孔子开始，身体教育的方法就存在着内和外两个向度，向外是以“礼”为核心的修身实践，向内则是以“仁”为核心的省身哲学，内向的“仁”保证了礼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外向的“礼”促进了仁德的养成和提高。儒家身体观将运动纳入仁、礼的德治理论体系中，将射、御项目列为六艺科目，成为古人的必修学业，在基于“体”的德性教化中亦看到身体训练的价值，有着不容忽视的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体育教学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