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于西晋的五礼制度是适应大一统王朝的礼制体系，“五礼”名称或与五行有关，五礼之说至少出现在战国后期。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王朝，在礼制创制上有相当贡献，后世礼制沿袭着秦朝开创的路线而向前发展。汉初儒学复兴，礼学有四个明显转折，一是汉武帝废除挟书令，独尊儒学，古文经始出，传统礼学由重视道德转向道德、政治并重；二是新莽时期刘歆利用古文经为王莽代汉服务，古文经立为官学，开始全面创制基于“国家层面”上的新礼制体系；三是郑玄合今古文经为一体，奠定了礼制重政治的新局面；四是王肃批判郑玄，使经学再次形成新派系，促进了礼学的深入发展。五礼制度是适应大一统王朝的天子之礼，它不可能出现在统一王朝之前，也不可能万世永存。从秦晋时期各种制度包括礼制的变迁，实际与当时社会“适时改制”思想密切相关，是时代变化的必然要求。就五礼制度产生而言，至少需要三个前提条件，帝王的意志、学术发展的基础和国内外政治局势，三者缺一不可。就秦汉大一统而言，是存在建立五礼制度的条件的，但秦始皇到汉武帝之前的历代皇帝，大多信任方术之士，儒家学者仅是“备顾问”而已，学术思想层面上准备远远不够。自然，汉初同姓诸侯林立，也构成对建立五礼制度的威胁，加之匈奴扰边，政局不稳，也是阻碍五礼制度建立的因素。汉武帝对外抗御匈奴，对内集权己身，废挟书令，独尊儒术，建立五礼制度的条件逐渐成熟。然武帝与汉初诸帝类似，迷信方士，又好大喜功，极力开边，虽已获得《周礼》，然束之高阁，遂与建立五礼制度的历史机遇失之交臂。武帝之后的今古经文学之争，促进了学术思想的发展，尤其是古文经的崛起，刘歆、郑玄、王肃等人推崇的《周礼》，代表着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的适时改制的一种治世理想，为五礼制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因为《周礼》开篇便云：“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这种体现时代要求的建立一统之国的政治秩序已深深融入了汉代学术思想之中，五礼制度的诞生只是时间问题了。郑玄对《周礼》的注释，虽然王肃对郑氏有一些批评，但对“五礼”则未见有不同意见。不过，郑玄所处的时代仍然不适应五礼制度的出现，因为汉末党锢之祸引起国内各种尖锐的矛盾，随着军阀崛起，混战割据局面的出现，是产生不了大一统五礼制度的。然而，晋武帝结束了割据局面，重新创建了一个大一统王朝，他本人又有创制新礼制体系的意愿，加之郑、王等人礼学思想已臻成熟，因而适应大一统封建王朝的五礼制度便破土而出了。

　　（摘自汤勤福《秦晋之间：五礼制度的诞生研究》，《学术月刊》2019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