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乡村聚落形态有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自从唐初推行在乡村聚落中设立村正的制度以后，尽管历代各地实际的聚落名称仍不免名目繁多，不过，“村”从此成为最通用的名称，无论南北都是如此。唐代以后不再设置村正，并不意味着帝制国家放弃了对乡村落的管理。长期以来，学界讨论乡村基层管理制度，多聚焦于乡里都保等联户组织。不过，与联户组织并行的地域组织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存世资料的现状，使我们无法对两宋时期村落的分布与其规模作出更多的推测。总体看，经济发达的东南平原地区人口众多，村落相比于其他地区更为密集，平均规模也略大一些。北方平原地区，则村落规模相对更小一点。在地形复杂的山区，则往往集村少，散村多。一般讲，散村有利于农民靠近田畴，方便生产，是乡野处居的原始状态；后世或者为了交通方便，或者基于宗族的自然繁衍，以及出于防御之需，才有集村之聚居。总体状况应该是散村多而集村少。正因为乡间聚落散漫、了无规则，更兼数量众多，时人记叙是不可能将它们一一尽录的。自唐前期确立乡、里与村、坊两套基层组织体系以后，及至后期，由于政治演变、人口增长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基层组织也发生蜕变。由于实际上乡制从未被废止，而且通过汇集各类存世的历史信息可知，关于管制推行的实况也基本可以得到证实。总之，管与乡并非此设彼废的对立关系，因此笔者推断当时应系以乡区之下，以管取代里，成为负责基层赋役征发的新联户组织，地域性的治安组织（耆）则一仍其旧。乡虽然已基本不具备基层行政管理功能，却演变成为一种税率概算区划，以及低于县区一个层级的地域区划。要之，当时乡村的基层管理架构，形成了乡／管与乡／耆两个基本平行的框架，前者属联户组织，主要负责征发赋役，后者为地域组织，主要负责基层治安。尽管史籍并未载明宋初每一乡区所设耆分的平均数量，梳理记载，可以大致归纳当时制度的几个基本特征。其一，耆的设置应当是根据风土人情，因地制宜，不可能按某种标准生硬割分，因此各地乡之下所设耆的数量不等，耆分地域也是宽狭不一的。其二，耆的管理以村落为立足点，一耆所辖村落不少，但当有主村与属村之别。其三，耆分辖地宽阔，耆长在当地有较高地位。归纳前述耆分各方面的特征，尤其是在辽阔乡区之下大致分设三四个耆分的现象，这就使我们可以比较有把握地推断，由某些地方志书著录的、一乡之下的寥寥数“村”，应该就是各个耆分的主村。易言之，唯有像“耆分”“村耆”那样有着一般性的制度背景，而且经过长期演变已经成为某一地区公认的地域标识，才有可能藉由主村的名义，进入地方志书的记录体系。或者反过来讲，唯有依据如此分析，某些地方志书关于“村”不合常理的记载，才有可能得到符合常理的解释。

　　（摘自包伟民《宋代的村》，《文史》2019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