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出生于水乡高邮，抗战期间，他离开家乡外出求学，就读于西南联大中文系，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染。自然山水的启悟、家乡文化氛围的熏陶、随遇而安的处事态度，使汪曾祺的思想底色上烙有深刻的禅宗印记。禅宗思想浸透到汪曾祺小说的主题意蕴和叙事艺术之中，也使其作品的字里行间流溢出明显的禅趣。

　　书写禅静随性的世俗生活

　　汪曾祺十分推崇苏轼诗中“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的空静观。他认为“唯静，才能观照万物，对于人间生活充满盎然的兴致。静是顺乎自然，也是合乎人道的”。（汪曾祺《无事此静坐》）这种审美静观心理的养成一方面得益于庄子的“心斋”“坐忘”等美学主张，另一方面也潜隐着禅宗思想的影子。禅宗认为，审美观照，既不住有，也不住空，即空即有，非空非有，顿悟见性。心灵澄澈宁静，万象则历历分明。心空则万物自由鲜活，生机勃勃。宁静而不枯寂，空无而生万有。这种融合了佛道思想的禅静之心是一种纯粹的审美心态。汪曾祺在创作构思时喜欢静坐，小说创作往往都是“心闲气静一挥”而成的。以这种禅静之心观照社会人生，书写凡俗生活，自然会使其作品具有浓厚的禅意。

　　汪曾祺小说所写的多是凡人俗事。他描绘三教九流的凡夫俗子，展现市井小民的日常生活。如《收字纸的老人》中的老白，孤身一人，挨家收字纸，虽粗茶淡饭，但也怡然自得。《钓鱼的医生》里的王淡人日常生活无非是诊病、送药、钓鱼，但他活得洒脱自在。《鸡鸭名家》里的余老五平时生活悠闲自在，但在“炕蛋”期间，谨守本分，兢兢业业。即使在其代表作《受戒》中的和尚们，他们的生活也是世俗化的。汪曾祺笔下的这些人物不沉溺于生活的悲戚，安于日常当下，乐天知命，凭着一颗纯然之心，顺其自然地生活，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了禅的境界。

　　营造空明澄澈的小说意境

　　汪曾祺小说世界中人物的日常行住坐卧处处有禅，这使得他的小说具有了情景交融、神与物游、虚实相生的特征，在小说中营造出了空明澄澈的禅宗意境。

　　《受戒》《大淖记事》《钓鱼的医生》和《鸡鸭名家》等小说无不意境淡远，禅意绵长。小说《大淖记事》开篇就是对大淖四季风景的描写。这里春天一片翠绿，夏天芦荻吐穗，秋天四野枯黄，冬天白雪覆盖。不同季节的风景变幻中回荡着自然的韵律。小说接着叙述了大淖周边的一幅幅风俗画。周边百姓的是非观念、道德标准与街里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这里女人和男人的心情好坏，只有一个标准，即心里是否“情愿”。《大淖记事》描绘的风景、风俗和故事都贯穿着随缘任运、自由自在的禅意，从而呈现出澄明的意境。

　　在《钓鱼的医生》中，主人公王淡人有一次冒着生命危险去给被洪水围困的村民治病。即使对于这种急公好义的壮举，汪曾祺也并没有进行过多的渲染，而是点到即止。王淡人竭尽全力为身无分文的汪炳治病，把他留在家里住，管吃、管喝。汪炳把王淡人留着配药的一块云土抽去了一半，把王淡人祖上传下来的麝香、冰片也用去了三分之一。妻子问王淡人：“你给汪炳用掉的麝香、冰片，值多少钱？”王淡人则笑着说：“没有多少钱。——我还有。”对于王淡人的这些行为，作者本可以将其写得慷慨感人，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处理，而是用平缓自如的笔调，凸显出他淡泊随缘而又不失坚韧的性格。这篇小说从多个角度表现了王淡人“一庭春雨，满架秋风”的淡然心态，同时也营造出一种悠远澄澈的意境。

　　追求随事延展的叙事结构

　　不同于情节曲折、结构严谨的传统小说，汪曾祺小说的叙事结构随事延展，自由随意，灵活多样。他曾说，“我认为一篇小说的结构是这篇小说所表现的生活所决定的。生活的样式，就是小说的样式”。（汪曾祺《思想·语言·结构》）汪曾祺的这种艺术追求，依然渗透着禅宗“随缘任运”的精神。“随缘任运”在其小说叙事中的表现就是随事延展，为文无法，行云流水，不刻意为了文学成规而削足适履，也不会扭曲生活的常理。但在“随缘”中不随波逐流，也不固守成规；同时在“任运”中忠于生活的本来面目，呈现本心。

　　《受戒》等小说的叙事结构脱离了传统小说起承转合的情节模式，也不刻意营造戏剧性冲突，而是信马由缰、娓娓道来。《受戒》叙述了荸荠庵里五个和尚的故事，一个故事接着一个，但故事之间并没有因果关系，作者只是将其连缀起来并置在小说中，叙事结构类似“画簿”。小说《岁寒三友》更像是国画“岁寒三友图”，“三友”相对独立，仅靠一股“寒气”将它们联系起来。小说里的三个人物王瘦吾、陶虎臣和靳彝甫也各自上演着自己的故事，在作品中各占一块。朱光潜在评论京派作家废名的小说《桥》时，概括了这种“画簿”式结构的特点。他说：“《桥》里充满的是诗境，是画境，是禅趣。每境自成一趣，可以离开前后所写境界而独立。它容易使人感觉到‘章与章之间无显然的联络贯串’。”汪曾祺作为京派代表人物之一，承其流风遗韵，小说叙事也倾向于采用这种“画簿”式结构。

　　汪曾祺的小说冲破了诗歌、散文和小说的文体边界，形散而神聚，不合小说的一般规矩，而又亲切自然。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汪曾祺的小说情节淡化或无情节。其小说创作的这一特征与禅宗随缘任性、顺其自然的意趣有很大关联。

　　运用空灵隽永的诗化语言

　　禅宗不只影响了汪曾祺小说的主题意蕴和叙事结构，其小说语言也颇具禅趣。禅宗“顿悟见性”的直觉思维方式融入了汪曾祺小说语言的创造过程。在禅宗看来，“顿悟”是见性成佛的唯一途径，不由阶渐，当下即成，超越知性，单凭直观。汪曾祺的小说语言，句与句之间的跨度较大，往往超越了知性逻辑，不涉理路，很多时候不采用合乎一般语法的句式。比如“老白粗茶淡饭，怡然自得。化纸之后，关门独坐。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汪曾祺《故人往事·收字纸的老人》）这种诗化的语言只是直观地描述眼前的景象，依靠直觉铺排词句，词与词、句与句并置而立，留下了大量“空白”，从而营造出空灵的意境。如果仔细品味，这些“空白”之处含有绵长的诗意，具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元好问曾论及禅与诗歌创作的关系，他说，“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答俊书记学诗》）此语也可以用来概括禅与汪曾祺小说创作的关系。汪曾祺用小说的形式来书写禅意、营造禅境、呈现禅趣；同时，禅宗思想也让他的小说具有了空明澄澈的美学特征。二者交相辉映，使汪曾祺的创作成为中国当代小说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作者单位：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