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国家高端智库论坛“中美经贸摩擦问题与出路”研讨会在京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学部主席团主席谢伏瞻主持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研究员蔡昉等11位专家学者出席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商务部等单位的有关专家学者及国内主流媒体代表150余人参加会议。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研究员 蔡昉

　　美国对中国及其他主要贸易伙伴大打贸易战，不仅是一种针对他国的霸凌行为，而且极大地危害着全球经贸秩序，造成巨大的负外部性，阻挡甚至逆转经济全球化。然而，无论是当今世界经济格局和大趋势，还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以及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的中国因素，都注定了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美国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和获益者，所以，这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国际关系中的霸凌行为不可能使美国“再次伟大”。

　　一、世界经济格局多元化和发展中国家因素。

　　当前这一轮经济全球化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广泛参与的全球化，以往从未有过。

　　首先，国际贸易不再是东西之间、南北之间割裂下的发达国家内部贸易，而是不同发展水平国家之间依据比较优势进行的贸易。例如，高收入国家以中低收入国家为对象的出口比重，从1990年的12.9%提高到2017年的29.1%，进口则从14.8%提高到34.2%。

　　其次，经济趋同现象第一次发生。1990—2017年，低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实际增长速度都显著高于高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从22.0%提高到35.3%。中国在中低收入国家GDP总量的占比，则从9.9%提高到36.0%。

　　美国和其他高收入国家也从全球化获益。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和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使资本所有者赚得盆满钵满，但由于美国国内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低收入者和中产阶级未能充分分享全球化的收益。

　　美国将国内问题嫁祸于中国和其他贸易伙伴，是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对其他国家和美国人民，有百害而无一利。

　　二、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发动机和稳定器。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0年进入前十位经济体以后，中国以其巨幅及稳定的经济增量，对世界经济作出显著的贡献。1990年以后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增量贡献超过了10%，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这一贡献更是始终保持在30%左右。1990—2017年，如果没有中国经济及其增长，世界经济会损失0.43个百分点，即增长率会降低15.4%；2007—2017年，损失则会高达0.61个百分点，降低幅度可达25.6%。

　　美国同样高度依赖世界经济。其制造贸易争端并不断升级，试图打击中国经济，阻挠中国的发展，必然会极大损害世界经济增长。同时，美国对世界经济造成的巨大负外部性，在伤害其他国家之后，终究会形成反向的影响，必然使美国经济反受其害。

　　三、扩大改革开放：做好自己的事就是贡献全球。

　　实际上，对于贸易战的升级，中国并非没有准备。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

　　美国一意孤行升级贸易争端，充其量就是“黑天鹅”和“灰犀牛”两种事件的组合，都在中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预判之中。所以，事态发展绝不会干扰中国的战略部署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日程。

　　放弃反制、坐以待毙并非面对对方挑起贸易战的通常做法，更不应当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之所为。中国在维护全球规则和秩序、稳定世界经济方面的作为，都要靠坚持和扩大改革开放。从过去40年的经历，中国懂得，改革和开放都会带来真金白银甚至立竿见影的红利，即有助于提高潜在增长率。外部压力只会增强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紧迫感。

　　总的结论是：第一，美国破坏全球贸易秩序、伤害世界经济增长，乃至阻挡经济全球化不得人心。第二，美国不断升级贸易争端，会给世界经济带来破坏作用，不仅造成中美双方损失，也直接伤害其他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第三，这种行径必然激起各国的反对，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制定国际经贸规则，发展中国家因素必将发挥重要作用。第四，中国不想战、不恋战、不怕战，以战反战是合理的做法。同时，做好自己的事情，推进改革，用改革红利稳定增长，用社会政策稳定民生，进一步对外开放，维护经济全球化。

　　“美国吃亏论”：换了“马甲”的江湖叙事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学部委员、研究员 李扬

　　早在两年前的美国大选期间，美国就有人就中美之间巨额贸易逆差发难，以“美国吃亏论”为号召，声称美国每年都要“输给中国5000亿美元”，“美国损失了数百万制造业岗位”，等等。就本质而论，“美国吃亏论”不过是十余年前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时风靡一时的“全球经济失衡”概念的又一版本而已。当然，较之“全球经济失衡”概念，“美国吃亏论”少了几分书卷气，多了几分商业江湖的野性。

　　将美国出现贸易赤字视为美国“吃亏”，本身就是弥天大谎。

　　首先，国际经济学告诉我们：一国出现贸易逆差，意味着该国国民超出本国的生产能力，享受了更多的物质财富；由于享受了质量高、价格便宜的产品和劳务，该国国民的福利得到显著增进。

　　其次，贸易赤字偶一为之，固然可以增进国民福祉，但若长期化，则对经济发展不利，因为该国最终必须实实在在地拿出本国的真金白银去平衡它。然而，此处所说的负作用，对美国并不适用，因为，美国用以交换别国财富的，只是其中央银行的纸质凭证，甚至用美国经济学家L.兰德尔·雷的说法，只是“在计算机上多敲了几下键盘”，充其量，只是在账本上增加了美国对这些国家的债务。

　　再次，债务如果积累，对一国长期发展不利，因为债务国最终仍须拿出真金白银予以归还，而且还要带上孳息，这些都是对本国财富的扣除。然而，这一弊端不适用于美国，因为美国仍然可以用其央行的钞票或在其央行的计算机上多敲几下，去平衡其高达天文数字的对外债务。

　　以上种种，恰如美国经济学家L.兰德尔·雷在当下风靡美国的《现代货币理论》中指出的：“整个世界被美国耍了两次：一次是美国用美元过度进口，另一次是美国用美元支付债务利息。”“美国向外国人支付的利息率和利润率极低，却因为持有国外投资的债权获得高额的利息和利润。”

　　显然，要揭示“美国吃亏论”之谬，我们不仅要列举美国从长期贸易逆差中在实物层面获得的巨大好处，还要分析其货币金融体系对其实物层面的国民经济运行给予的支持，更要条分缕析揭示该国利用其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特殊地位，将其实体经济和货币金融体系彼此关联、相互支撑，并据以形成由其主导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从中获得独一无二的超额利益。

　　观察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全球经济发展脉络，我们便能清晰地看到：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始终居于全球失衡的逆差一方；在失衡的顺差一方，不断变化的角色包括德国和日本，自70年代以后，先是亚洲“四小龙”，继而是亚洲“四小虎”，然后才是中国和石油输出国，渐次加入了该行列。因此，如果说全球失衡是“美国吃亏”的根源，那么，最重要的根源就在美国那里。“美国吃亏论”，是一个无知且隔断历史的判断。

　　我们已经看到，美国出现贸易逆差并导致全球经济失衡，是全球经济运行的常态，而且调整失衡的过程也一直在进行。在纷繁复杂的调整机制中，改变汇率制度及调整汇率水平，始终居于核心地位。其作用如此之重要，以至于有学者以“武器”命名。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汇率作为“中心国家”对付他国之武器的事实，常常被一些装扮为公理的精致理论包裹着。这些理论演进的完整逻辑链条是：全球失衡引发经济冲突，经济冲突需要政策协调，协调过程受制于美元霸权，汇率是实现美元霸权的关键武器。因此，在中美贸易战持续升温的背景下，我们必须做好充分准备，防止贸易战演变成为以汇率战为中心的金融战。

　　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美国将继续使用汇率武器来实现“美国优先”，这将迫使欧洲、日本和中国起而迎战，锤炼自身的“货币国策”。既然中美摩擦已经长期化、经常化，为安全计，我们必须尽快形成自己的“货币国策”。一方面，弱化可能到来的外部货币金融冲击；另一方面，管理好国内的金融风险，进而稳定国内经济。这显然对国内金融改革提出了更高也更为紧迫的要求。

　　中国有能力应对经贸摩擦的负面影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 王金照

　　中美经贸关系本质上是互利共赢的，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美国加征关税和出口管制是错误的，损人不利己，并殃及全球经济。

　　中国受到美国加征关税和出口管制的负面影响。中国2019年1—4月对美出口额下降9.7%。中资企业对美投资和美资企业对华投资都出现下降。

　　美国经济也受到显著冲击。2019年1—4月美国对华出口累计下降了30%，导致美国出口增长显著放缓。由于中国输美产品占美国相关产品市场份额一半以上的产品比重为57.4%，美国很难在短期内找到合适的替代供货商。美国消费者和以中国生产零部件为供货商的生产企业承担相当大比例的关税负担。加征关税还将减少出口带来的就业岗位，美国在华企业也损失严重。

　　美国的做法殃及世界经济。当前的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是过去三四十年多方参与、自然演化的结果，反映了各国比较优势和多方利益，是推动世界经济强劲稳定增长的重要引擎。美国的做法破坏了全球生产网络的高效安全运行，导致全球贸易放缓、跨境投资下滑、金融市场动荡、市场信心不足，主要国际机构纷纷下调对今年全球贸易、跨境投资和经济增长的预期。

　　美国的做法损害了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大国能够利用巨大的国内市场进行双边的贸易谈判，获得有利于自身的贸易安排。但大多数中小经济体不具备这些条件，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和多边的经济治理体系是这些经济体参与世界经济的基础和前提。建设包容、开放的世界经济是各个大国的责任。各国之间的经贸争端应通过多边机构进行磋商解决，而不是采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威胁施压。

　　针对美国保护主义做法，中国有理有节地进行反制，是为了维护中国的正当利益和国家尊严。中国不想打贸易战，主张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互利共赢。但中国也不怕打贸易战，中国有能力应对经贸摩擦的负面影响。

　　首先，从宏观上看，中国经济开始出现内需主导的增长格局。最终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10年的37.3%上升到2018年的76.3%，同期，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54.8%下降到32.4%，货物和服务贸易净出口的贡献率从7.9%下降到-8.6%。出口占GDP的比重从2006年的35.4%下降到2018年的18.2%，外部市场需求的变化对中国经济冲击显著降低。今年一季度，中国对美出口下降8.5%，对外出口仍保持1.3%的正增长，中国经济仍保持着6.4%的稳定增长。

　　其次，从产业上看，中国正提升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分工中的位置。目前中国科技投入已跃居世界第二，每年的大学毕业生数量居全球第一。中国的企业已积累一定的技术和资金实力，不少企业的技术创新和商业化应用到了临门一脚的时刻。美国的出口管制将为中国本土的零部件和软件企业带来难得的市场机遇，助推其商业化应用。

　　再次，从市场规模看，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2018年中美两国占全球消费市场的份额大体相当，未来5年，中国将新增2亿人进入中等收入阶层，这孕育着巨大的市场潜力，中国必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这个市场不仅是中国本土企业发展壮大的沃土，也是各国企业分享发展红利的必争之地。近年来，中国政府因势利导，大力推进市场开放，大幅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2018年，在全球FDI大幅下降19%的情况下，中国吸收FDI逆势增长。

　　最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和企业有应对挑战、解决问题的能力。当前，作为内需主导的大国，中国在扩大内需上还有较大空间和政策储备。近年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实施，经济发展的韧性不断增强，中国经济有能力应对外部需求的波动。中国未来还将进一步提升创新能力，在全球新一轮技术变革中加大投入，占据有利位置。中国会进一步扩大市场开放，打造更高水平的开放平台，形成更宽广、更深厚的朋友圈。中国企业在中美经贸摩擦的洗礼中不断夯实技术基础和管理能力，将会在更高层次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分工。相信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释放发展的活力和增长的潜力，中国经济将迎风破浪，持续前行。

　　霸凌政策无助于解决美国发展失衡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吴白乙

　　美方挑起中美经贸摩擦以来，把中国说成是“偷走美国工人的工作”“偷走美国财富和知识产权”的“窃国大盗”。其荒唐说法不仅罔顾事实，也不合乎国际经济交往的正常逻辑。

　　事实上，近20多年来，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美国一直主导这一历史进程并从中获得巨额红利，与此相伴的是其经济结构变化以及贸易赤字不断攀高。一方面，劳动密集型、中低端产业加速向国外转移，甚至中高端制造业的部分生产环节也通过外包形式分配到东亚地区；另一方面，美国低技能劳动者在承受产业空心化带来失业等后果的同时，也享受到廉价消费来自全球各地进口产品的好处。说到底，是美国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和技术资本拿到了全球化红利的大头，而普通消费者也能从国外低工资劳动中得到一定的受益和补偿。

　　那么，为什么美国现在不再忍受这样的局面继续下去呢？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办法能够解决其根本问题吗？

　　第一，美国产业结构变迁及其社会后果。自1955年以来，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传统生产性行业的大企业比重仍占《财富》500强的70%以上。自1995年起，美国大型企业中属于“传统生产性行业”的比重首次下降到50%以下。21世纪初，美国经济虽然成功向高端产业转移，但美国本土整体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却逐年下降，制造业增速无法跟上美国经济整体增速，就业也随之下降。据世界银行统计，美国制造业增加值所占GDP比重从1997年的16.1%下降至2007年的12.8%，2016年、2017年制造业的GDP占比分别跌至11.74%、11.6%。

　　上述数据同美国制造业劳动人口的变化是完全匹配的。在以制造业为核心的传统生产性行业的上升和颠峰时代，1953年美国制造业劳动人口比例曾高达30%的峰值。1979年制造业从业人口为1960万，2009年下降到1180万。产业和就业结构变迁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美国社会财富分配状况的不断恶化。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美国虽然仍是全球第一强国，但是其内部治理明显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产业转移、收入分配不均的不可逆趋势，而深层次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内在矛盾性。

　　第二，经济全球化不是根本罪错，美国发展失衡是由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决策导致的。经济全球化缘起于资金、土地、技术等生产要素通过跨境自由流动而获得最佳配置，进而发挥最佳效率的原理。然而作为要素之一的人力资源尚无法实现全球范围的自由流动，随之出现了“需要社会保障的人们不能离开国家，而作为福利国家过去征税对象的资本却是能离开的”悖论现象。

　　长期以来，美国的政治和经济精英一直以资本效率最优为追求，推崇深度全球化，必然导致其金融资本外流到能够获得更大利润回报的其他国家或地区，其生产性跨国企业寻求全球外包的结果。美国产业变迁、就业状况、收入失衡三个问题根本上在于美国没有对自身的产业结构作出合理调整，主动放弃多数实体经济行业的基础性定位，因而付出了伤及本国制造业全方位竞争力和中下阶层就业机会的巨大代价。

　　第三，“让美国再次伟大”不可让中国“躺枪”。特朗普向其选民践行“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承诺，却把着力点放错了地方，没有专心致志地清理数十年来的国内积弊及其背后的制度成因，而是将国内问题国际化，向贸易伙伴国家发难，一味地将其产业竞争力下降和部分社会群体的贫困归咎于后者的发展和全球竞争，甚至采取加征关税、限制投资、技术封锁等恶劣手段进行施压。

　　美国挑起贸易战将给美国企业和家庭带来生产、生活成本的实际升高，就业岗位进一步减少，破坏既有的全球价值链，造成美国商品外部市场份额降低甚至流失等严重后果。因此，从长期来看，美国政府顽固推行贸易霸凌政策，不仅无助于其变得“再次伟大”，反而会使企业、百姓深受其困。

　　美国逆历史潮流的行为徒劳无益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黄平

　　今天的世界早已不是各自为政的孤立时代，也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还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

　　首先，我们早就进入到了本轮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跨国贸易、跨国投资、跨国人员流动，早已是常态，各国经济并存互补，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这不仅是政策导致的，也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周期现象，而是有着更深刻的结构性原因，例如全球产业结构链的形成。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顺流而上、顺势而为，并通过协商与合作有效应对其带来的新挑战和新的不确定性。但如果是用孤立主义、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旧式套路，乃至于用发动贸易战的办法，以图换取与别国经济“脱钩”，或以为靠“本国优先”就能使自己“再次伟大”，恐怕都是无济于事的。

　　其次，我们已经进入到了科技的信息化时代，从发现、发明、发展，到传播、交流、应用，信息化使这些以秒或更小的单位速度得以大规模传播，科技及其应用甚至可能在瞬间实现突破，而不再仅仅被某一家垄断，也不总是由某一国领先。已经领先的有可能被追赶，曾经领先的有可能落伍；在一些领域领先的，并不能保证各个领域都总是领先，很多领域滞后的，也可能在某些领域后来居上乃至“弯道超车”。这不是简单地用是否有多少专利或是否拥有知识产权就能一次性搞定的。研发领域的重大突破，常常会发生在不起眼的地方，技术的创新和应用，也可能在曾不被看好的企业。用制裁、封锁、驱赶、抓捕等手段，只能适得其反，不仅会限制自己在技术领域的优势和地位，还会使自己失掉信誉。

　　再次，我们生活在多样化的时代里。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都在快速变化、多重叠加。文化多样性，如同生物多样性一样，本来是我们得以生存与发展、求得和平与繁荣的前提，也是我们能够优势互补、互鉴互学的条件。世界从单极走向多极，文化从一元走向多元，规则及其制定从独霸走向共商，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也不必因此而恐慌。无非是如何认识、如何适应、如何处理可能的分歧、如何摆脱固有的傲慢与偏见，而不是盛气凌人，一味指责自己不熟悉、不了解、不懂得的文化与制度为“修正主义”或“秩序破坏者”，甚至不断用霸凌手段对别人“层层加码”，或强迫别人“承诺”、还试图“监督”别人执行。其结果，既会使自己失去理解别人和与人合作的能力，也会使自己得不到别人的尊重。

　　历史的机遇，从来都只会给顺潮流而动、迎潮流而上的人。全球化、信息化、多样化，这些都是历史潮流，它们带来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有让人困惑的一面，但也正是它们带来的发展机遇、创新成果、丰富生活，却有让人奋进的一面。后者使人正面、积极、建设性地去迎接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如果非要逆历史潮流而走向过去、走向保守、走向封闭，最后既不能“保护自己”“使自己再次伟大”，还会伤及他人、殃及他人。两败俱伤、多败多伤，不仅是最差的国家“战略”与谈判磋商“策略”，而且是最坏的方向选择和最错的路径依赖。一些经历过“冷战”的老人，在参与制定对外政策并参与对外磋商的时候，难道把这些都忘记了吗？以为今天重拾“冷战”时期那些老套路来处理全球化、信息化、多样化时代的贸易、科技等领域的种种问题还能管用吗？

　　不讲诚信对美国国际信用造成严重损害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美洲与大洋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周密

　　信用是商业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是买方与卖方完成交易的必要条件。国际贸易的发展促进了信用体系的国际化发展和评价模式逐渐成型，使得努力提高自身信用成为国际公认的重要价值取向。

　　国与国的相互信任是各方参与现行国际多边经贸体系的前提。各参与方正是基于对彼此遵守承诺的信任才建立了一系列复杂而又公平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多边体系的有效性要求各参与方有效履行其承诺，引导各方经贸行为更规范。但美国近年来的做法正使得WTO的争端解决机制陷于瘫痪。

　　在多边如此，在双边也是如此，美方对谈判共识和承诺的屡次反复大幅削弱了双方互信的基础，导致磋商进程屡屡受挫。自2018年2月中美启动经贸磋商以来，美方3次出尔反尔。第一次是抛出301调查报告，宣称对自华进口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阻断双边正在进行的有关降低贸易不平衡的谈判；第二次是在2018年5月19日中美发布联合声明，达成“不打贸易战”共识后仅10天就连续扩大加征关税的自华进口商品范围至2500亿美元；第三次则是在中美领导人达成共识停止相互加征新的关税并向着取消所有加征关税方向努力，双方经历多轮磋商达成广泛共识的情况下，美于2019年5月10日起将20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的关税从10%上调到25%。美国也在与包括欧盟、日本、印度等国进行贸易谈判，对华磋商的屡屡出尔反尔导致美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协定更不容易达成，协定成果也可能打折扣。

　　信用的获得和损失效果是不对称的。提升国际信用需要花费长期不懈的努力。但信用的毁损则可能由单一的失信行为触发。短期的失信对一国带来的负面影响是长期和难以消除的。一国的信用违约若发生在国际协定的履行上，很可能对其他参与方的信心造成长久的负面影响。

　　若美持续透支其国际信用，无论对现行的经贸体系进行改革，还是推动新体系的建立可能都更困难，各方将对美主导规则的动机和履行承诺的能力更不信任。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和伊朗核协议已经引起了广泛的担忧与争议，但其他参与方仍重申履行原有承诺，以用脚投票表示出对美行为的不认可。信用的下降会增加市场运行的成本。如果被贴上“失信”的标签，或者被认为容易违约，美企业融资成本上升和融资能力下降可能对其发展形成制约。美国人多以遵守信用为基本行为准则，如果美国政府行为出现连续和严重失信，可能导致国民对其不信任的增强，导致社会极化现象更加突出。

　　中美两国的经贸磋商影响广泛，每次谈判波折都对资本市场形成严重冲击。磋商需要双方不断进行调整和适应，从达成共识到完成协议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相互信任是磋商有效推进的重要基础。最终协议的达成要有利于消除阻碍市场发挥作用的制度性障碍、保护企业发展的利益、形成有效激励创新的机制。只有抱着善意的态度，理解对方立场，才能为长期有效协议创造良好条件。不讲诚信，随意使用单边工具进行极限施压，只考虑短期利益而忽略长期发展的行为将会导致两败俱伤。

　　美国发起的贸易战威胁国际法律秩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柳华文

　　美国发起的贸易战不仅事关中美两国，更与世界经济发展、国际关系稳定和国际法律秩序维护密切相关。

　　一、美国如何对待国际法。

　　美国在相当程度上主导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形成，是国际法律体系和秩序的最大受益者。但美国在国际法领域一直持孤立主义、实用主义、单边主义立场。

　　一国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愿望是正常的，但是美国的表达和实现路径以“美国至上”为口号，动辄对他国和国际组织进行胁迫、压制和强求，缺乏合法性、正当性和建设性。

　　二、美国如何对待中美经贸关系。

　　中美贸易战，究其实质是美国我行我素，以国内法凌驾国际法之上，违反国际法，特别是多边贸易规则体系，破坏国际法治。

　　美方多次出尔反尔，导致中美经贸磋商严重受挫。一份可持续、可执行的国际协议的达成需要缔约方在平等基础上相互尊重，并在内容上体现公平善意。美国政府动辄挥舞关税大棒进行威胁，是不负责任的，违背了WTO规则，也不符合通常的国际条约的缔约原则。

　　美国动辄主张的长臂管辖是一种霸权主义行为。长臂管辖在国际法上首先是缺乏根据，没有国际法基础；其次是很容易产生侵犯他国主权和管辖权、侵犯他国企业和公民个人权益的后果，当然会引起欧盟以及诸多国家的抗议、抵制。

　　中国积极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同时坚持用法治原则和合理性原则回应中美贸易摩擦。中国根据WTO规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采取反制措施是合法和正当的。中国不会主动挑事，但是也绝不会任人宰割。中国将继续全面推进改革开放，也会更加积极地使用法律武器保护国家、企业和公民的利益。

　　三、美国正在威胁和破坏国际法律秩序。

　　美国单方面发起的贸易战已经殃及多国。联合国成立以来已经走过了70多个年头，世界向何处去？美国的所作所为，使这个追问更加迫切。

　　由于美国阻挠新法官遴选，今年12月10日之后，WTO上诉机构将仅剩下1名法官，使其无法运作从而将导致整个争端解决机制瘫痪。5月28日，上诉机构前主席范登博舍法官在日内瓦发表告别演说时指出，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当前面临一系列危机。他说：“大多数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不希望国际贸易没有规则，或者更准确地说，不希望国际贸易的规则由争议中最强大的一方所决定。”

　　美国单方面发起贸易战，违反国际法，敲响了破坏世界经济增长和国际法律秩序的警钟。

　　有人说贸易战拼的是实力，有人说贸易战拼的是规则，其实，贸易战拼的更是道义。这是一场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强权与规则之战。

　　中国正在展现自己的定力和担当，在积极运用现行国际法维护自身权益的同时，将与世界其他国家一道，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继续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者和践行者。

　　美国破坏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将导致全球经济效率受损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黄群慧

　　近期美国政府不断升级中美贸易摩擦，导致中美经贸磋商严重受挫，而且，美国政府以所谓国家安全的“莫须有”名义，连续对华为等多家中国企业和一些大学、研究机构实施“长臂管辖”制裁，还采用多种方式推进技术保护主义。美国政府的这些行为和做法，将会迫使一些企业不得不对自己的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进行调整，这种调整形成了对现有的高效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的破坏，这种破坏必然会影响全球经济效率。

　　当今世界的供应链和产业链是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主导下形成的，是在现代运输技术和信息技术支撑下资本全球化的产物。从经济学上看，经济全球化是资本全球逐利的结果，由于现代运输技术使运输成本大幅度降低，信息技术发展又极大地降低了知识传播和交流的成本，企业就可以低成本把自己的每个具体的价值创造活动通过全球的资源配置来实现，于是形成了跨越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分工。

　　具体而言，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需要对自己价值链上的业务功能进行深入分析，判断每项功能在什么地方实现、如何实现（外包还是自己生产）才能最大化企业价值，从而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在全球内配置自己的资源来实现这些业务功能，这就形成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在这种分工下，在全球实现企业价值的物流供应和交易的企业之间分别形成了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因此，当前全球价值链分工以及由此形成的供应链和产业链布局是经过这种长期市场竞争决定的、一种高效的生产方式。

　　虽然，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这种全球分工，发达国家一般处于价值链的中高端，而后发国家一般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但所有参与这种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国家和企业都得到了利益、实现了共赢，前者获得利润和增长，后者获得就业和发展，因此各方都积极接受这种全球价值链分工。这也是为什么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经济全球化（全球化3.0）势不可当的重要原因。

　　当然，市场竞争中，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会由于技术进步而逐步发生良性的变革。这种变革从全球经济增长角度看，一定是基于技术创新基础的，一定是经济效率逐步提升的，否则不可能实现。

　　但是，当国家政府以各种理由通过加征关税、直接限制企业跨国经营行为、以国内法律干涉国际生产活动的时候，必然会提高企业交易成本。企业的价值链不得不被重新设计，必然会迫使企业打破现有的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布局，进而扰乱全球经济秩序，破坏市场竞争体系，扭曲全球资源配置，最终对全球经济效率造成很大损失，对于全球价值链中的任何国家和企业都没有好处。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指出，美国目前的行事方式极易导致全球贸易体制的破碎化，造成全球贸易量快速、破坏性下降。

　　实际上，美国政府需要明白的是，二战结束以来形成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以及以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为代表的全球经济治理架构对全世界都有益处，属于全球公共产品。世界经济并不是一个只有顺差国才能获胜的游戏，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打乱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布局会损害所有人的利益。

　　美国升级经贸摩擦将加剧全球经济下行风险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 李雪松

　　2018年美国挑起对华经贸摩擦，2019年5月美国再次升级对华经贸摩擦，这不仅会加剧美国及全球经济的下行风险，而且对美国的不利影响也将不断加大。中国有充裕时间可以从容应对，合作并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将是未来唯一正确的选择。

　　一、美国挑起的经贸摩擦对美国及全球贸易的不利影响在扩大。

　　美国挑起经贸摩擦将显著加剧全球贸易不确定性，使全球订单下降，贸易增速急剧下降。根据WTO统计，今年一季度，以美元计，欧盟货物出口下降4.7%，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了23.7个百分点；日本货物出口下降5.8%，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了16个百分点；中国货物出口增长1.4%，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了12.3个百分点；美国货物出口增长1.5%，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了6.5个百分点。由此可见，美国挑起的经贸摩擦对2019年全球贸易及美国自身的不利影响明显高于经贸摩擦开始的2018年，美国不可能独善其身。此外，一些债务较高的经济体，通过全球供应链传导机制的作用，经常项目可能恶化并对其货币稳定构成威胁。

　　二、美国升级的经贸摩擦对美国企业和消费者造成的不利影响将不断加大。

　　由于美国选择加征关税商品的进口价格弹性不同，加征关税对美国经济的不利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美方选择进口价格弹性较大的500亿美元商品（中间投入品的比例较大）加征关税对美国的不利影响相对较小，但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对美国的不利影响将逐渐加大，剩余的3000多亿美元商品若加征关税对美国消费者造成的伤害将越来越大，这些商品主要是进口弹性较小的消费品。因此，美方加征关税等措施并不是美方所声称的主要由中国承担，随着美国升级关税措施，其加征的关税将更多由美方承担。

　　三、美国肆意挑起并升级的经贸摩擦将加剧美国及全球经济下行风险。

　　2018年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分化，美国受大幅减税等因素影响经济上行，欧日经济下行。美国经济上行暂时掩盖了其挑起经贸摩擦对其自身的不利影响，但实际上，美国如果不挑起经贸摩擦，2018年其经济增速应会更高一些。

　　美国自恃其当前经济增长较为强劲，肆意挑起并不断升级经贸摩擦，这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终将显露出来。根据IMF今年4月的预测，2019年美国和欧元区预期经济增速降幅将大大超过中国和日本经济增速的降幅。IMF预计2019年美国经济增速将从2018年2.9%下降至2019年的2.3%，降幅为0.6个百分点；欧元区经济增速将由2018年的2%下降到2019年的1.3%，降幅为0.7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增速将从2018年的6.6%下降到2019年的6.3%，降幅为0.3个百分点；日本经济增速将从2018年的1.1%下降到2019年的1.0%，降幅为0.1个百分点。

　　总之，美国单方面挑起并升级经贸摩擦，将加剧美国及全球经济下行风险。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合作并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是未来唯一正确的选择。

　　日美摩擦之镜鉴：贸易战从来无赢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杨伯江

　　从国际关系的历史看，国家间因贸易问题出现争端的案例常有，但通过发动贸易战成功解决争端的例子少见。贸易战解决不了问题，任何一方都成不了赢家。在这方面，最鲜活的例子，就是前后长达60多年的日美贸易摩擦。

　　1955年日美首次出现贸易摩擦，此后烈度不断升级，范围持续扩大，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到资本密集型产业，从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从产业层面到宏观政策层面。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美国贸易逆差的国别来源结构变化。日美摩擦退潮，但并没有消除。特朗普当选之年，日本对美顺差超过德国，成为美国第二大贸易逆差国。在美方压力下，日方被迫同意并于今年4月启动双边贸易谈判，但坚持谈判仅限于货物贸易。

　　评估贸易战“输”“赢”的标准无外乎三个方面：政治和经济两个维度；长期和短期两种波长；整体与局部两类范畴。从经济上看，美国的目的是要缩小贸易逆差，这是可量化、可视的指标。从政治角度讲，“输”“赢”是通过贸易战获得的国内国际综合政治收益。综合分析不难看出：

　　美国短期显性地“赢”，长期则隐性地“输”。80年代美国对日使出“组合拳”，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提高关税、迫日扩大对美半导体进口、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阻碍日本高技术产业发展。美国贸易逆差下降，高科技产业的垄断地位得到巩固。里根总统主导对日谈判，迫使日本降低市场准入门槛，获得了国内政治收益。但从长远看，很难说美国赢得了贸易战。首先美国对日逆差始终没能消除。它在迫使日方调整、改革的同时，自身拒绝实施根本性、结构性改革，经济体投资大于储蓄的失衡问题一直存在，贸易逆差也就相伴始终。其次，国际政治利益受损。作为战后多边自贸体制的倡导者、创立者，美国多次基于国内法采取单边制裁措施，损害了多边体制，也损害了自身的国际公信力。

　　日本短期内无疑是输了，长远看则赢得了经济重塑的契机。首先它对美始终保持贸易顺差。其次，面对贸易战的压力，日本实施一系列结构改革，实现了从要素驱动型增长向创新驱动型增长的转变，经济结构持续优化。日本改革自身经济制度，完善市场经济体系，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激发市场的创新活力，为长远发展增强了底力。再次，日本获得了国际政治收益，对外经济关系的自由化程度提高，最终转为自贸体制的维护者，提升了在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在高科技领域，日本采取促进企业信息化设施建设、培育技术人才、设立财税优惠制度等各种政策，缓解产业发展面临的困境。同时改革相关制度，放松管制、促进产业转型。日本高科技产业国际竞争力虽较兴盛时相对下降，但在图像传感器、汽车电子、功率半导体等不少领域仍保持领先地位。

　　日美摩擦的历史说明，贸易战对各方经济的正常发展都造成长期或短期、明显或隐性的严重损伤，而这种损伤原本是可以避免的。以此反观中美贸易摩擦，有两点重要启示：一是贸易战解决不了问题，美国也达不到目的。美国从日本那里没能得到的，从中国这里就更得不到。日美摩擦与中美摩擦，经济上看有一定可比性；但中日基本国情不同，中美关系与日美关系有本质的区别。二是平等协商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正确出路；自我变革、自我完善，是解决问题的必要条件。

　　平等协商，开创中美经贸新局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宋泓

　　经过十一轮艰苦磋商，中美贸易谈判似乎陷入了僵局。这次中美经贸谈判，有几个问题需要特别注意。

　　一、301条款下的中美经贸谈判的性质及隐含的不平等性。

　　这次中美贸易谈判的起因是美国的301调查。

　　从美方的角度来看，中美双边的贸易谈判是为了解决美国301报告中所认定的中方不公平贸易做法。谈判目的是迫使中方作出让步和改变，而美国无需作出新的承诺。因此，从美方的立场和中方作出的承诺上看，这种谈判是不对等的。

　　更严重的是，美方甚至进一步要求设立协议的执行机制，即：一旦中方没有落实协议中的承诺，美方将会启动报复程序。这样，301调查及其执行过程将会长期化甚至永久化。

　　二、301条款下的谈判及拟议中的协定的潜在影响。

　　301条款下的谈判与自贸协议下的谈判性质不同。前者是单边约束，即中方作出单边承诺，而美方无需对等,生效程序简便；后者则是在WTO原则基础上双方有实质性承诺的对等自由化和便利化，需美国国会批准生效。

　　从中美贸易谈判的性质出发，如果按照美方意图达成协议，将给多边贸易体制以及整个世界经济治理带来负面影响：轻则危害多边贸易体制的可信度和严肃性，重则将世界贸易、经济治理重新拉回到以实力为基础的强权时代。

　　三、平等协商，开创中美经贸新局面。

　　只有摒弃单边主义，平等协商，才能开创中美经贸关系的新局面。

　　第一，在301条款框架下进行的经贸谈判，不论谈判的结果如何，既不能解决中美之间的贸易纠纷，更不能为未来的经贸合作开拓新空间，应该尽快、尽早、无条件地彻底终止这种调查。

　　第二，启动中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可以将现有301谈判中的许多内容和承诺放在这个双边对等框架中进行。这样做一举数得：既解决了目前的中美贸易纠纷，也构建了新的经贸合作构架，同时化解了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冲突。

　　第三，重启陷入困境的BIT谈判，开拓双边投资巨大潜在空间。

　　第四，共同参与和推动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形成高水平的区域经贸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