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便”与“权变”两个概念常常以并列结构的形式使用；在释义上也往往有着互通之处。但是，如果将二者纳入佛儒的思想体系之中来看的话，其指归、内容乃至形式都不尽相同，不可不辨。

　　就方法论而言，佛家多讲“方便”，借以“开方便门，示真实相”；儒家多讲“权变”，认为“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方便”与“权变”，都体现出通达目标的方法或过程的灵活性要求。两个概念常常以并列结构的形式使用，如“行权方便”“权宜方便”等；在释义上也往往有着互通之处，如“方便”亦称“善权”，乃通权之智。但是，如果将二者纳入佛儒的思想体系之中来看的话，其指归、内容乃至形式都不尽相同，不可不辨。

　　佛与人：“方便”与“权变”的不同指归

　　梁漱溟在《儒佛异同论》中说：“儒家从不离开人来说话，其立脚点是人的立脚点，说来说去总还归结到人身上，不在其外。佛家反之，他站在远高于人的立场，总是超开来说话，更不复归到人身上——归结到佛。前者属世间法，后者则出世间法，其不同彰彰也。”梁漱溟拎出“佛”与“人”这两个不同落脚点作为佛儒之异的关捩，深得佛儒分野之要领。而作为方法论的“方便”与“权变”，即佛儒为实现各自落脚点做出的不同选择，分别以达到“佛”与“人”的不同目标为各自指归。

　　佛与人并非截然二分，佛超越人，但不离人。人生于世，要处理各种人生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梁氏所说的“佛”与“人”即某种人生关系的理想状态。具体来说，处理人与自身的关系主要在于使自己的境界得到提升，其理想状态为“觉”；而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主要在于人与人的等级定位和调适合作，其理想状态为“和”。

　　“觉”需开悟，悟则成佛。佛家所行种种“方便”，便是为了处理好人与自身的关系，使人开悟成佛。恰如《法华经》中佛陀所说，诸佛“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以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演说诸法”，这一切所作所为，“常为一事，唯以佛之知见示悟众生”。“和”需秩序，有秩序才能将不同的个体协调成和谐的整体。儒家讲“礼”，设置种种规则来整顿人间的秩序。“礼”的条目很多，“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为维持社会秩序提供了指导性原则。但这些并不能涵盖丰富多变的社会生活的全部，还需要其他灵活性的手段加以补充，于是有了“权”。如“男女授受不亲”，是原则性的“礼”，但在“嫂溺”的紧急情况下，这一原则便失去了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性，从而需要叔“援之以手”的灵活性“权变”来调和。

　　可见，“方便”实现的是个人精神上的自我超越，指向的是个人的精神世界；而“权变”实现的是社会秩序的有效维持，指向的是现实世界。

　　虚与实：“方便”与“权变”的内容差异

　　“方便”与“权变”最终指归的不同，决定了各自内容上虚与实的差异。《金刚经》言：“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在佛家看来，世间所有相，都是假合变幻、虚而不实的。凡人要成佛，需透过世间假相把握事物的本真面目，得第一义谛。诸佛所施种种“方便”，虽然最终是为了导向实相，但就其本身而言，亦是因缘生法，只是用作登岸之筏、见月之指，属世间相，同样虚而不实。《法华经》的“火宅四车”之喻，可以证见佛家所行“方便”为虚。经中设喻，说舍宅起火，长者根据诸子各自喜好，以羊车、鹿车、牛车为引，诱导诸子安隐走出火宅。但当诸子向长者讨要先前所许羊车、鹿车、牛车时，长者并未如实兑现，而是给予诸子七宝大车。佛陀评说长者此种行为“无虚妄之咎”，从侧面说明了长者所设羊车、鹿车、牛车等“方便”本身是虚妄的。

　　而“权变”是根据多变的现实社会生活作出的调整，它的内容本身即解决某一现实问题的实实在在的结果。这里同样以《孟子》中“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为例来说明。“男女授受不亲”是世人需要共同遵守的社会行为规范，叔嫂之间亦不能例外。但当嫂嫂溺水，生命受到威胁时，小叔却“援之以手”。小叔的这一“权变”行为，并不是为了曲折维护“男女授受不亲”的原则要求，而是切实解决突发问题的最佳举措。汉儒评之为“反经合道”，认为这一行为虽然违反了社会礼仪制度，却符合更高的宇宙本体之道。宋儒则提出“权便是经”，认为“权”是“经所不及者”，“嫂溺，援之以手”同样可以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规范。不管“权变”是“反经合道”抑或本身即经，都明确地表明，它的内容不仅有效地解决了社会现实问题，维护了社会秩序，并且自身也可能超越手段而成为原则之一，是实而不虚的。

　　多与一：“方便”与“权变”的形式取向

　　内容决定形式，“方便”与“权变”内容上的虚实差异，使二者呈现出多样性与单一性的不同形式取向。

　　“方便”虚而不实，故变动不居。据《坛经》所言，“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并且世人“佛性本无差别”，“只缘心迷，不能自悟，须假大善知识，示导见性”。“示导”即具“方便”意。虽然世人佛性无差别，也都具备菩提般若之智，但他们根有利钝，智有深浅，迷悟不同，所以大善知识对之不能一概而论，所行“示导”也不能千篇一律。而要“随方解缚”，视不同的人行不同的“方便”。所谓目标虽一，而道路千条。即使面对同一个问题，佛家的回答也不尽相同。如“如何是佛法大意”这一提问，各个禅师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有“黄河无滴水，华岳总平治”（《景德传灯录》），“千日斫柴一夜烧”（《建中靖国续灯录》），“善狗带牌”（《嘉泰普灯录》），“闪烁乌飞急，奔腾兔走频”（《五灯会元》）等，如此种种，不一而足。从中可以见出，因缘而生的“方便”，如梦幻泡影，千姿百态，具有丰富的多样性表现。

　　“权变”实而不虚，则舍此无他。权，本意是秤锤。《广雅·释器》曰：“秤谓之衡，锤谓之权。”《广韵》对之亦有“称锤也”的解释。宋儒程颐在解读儒家经典时认为：“‘权’与权衡之权同，秤物而知其轻重者也。”由此看来，“权变”即称锤随物之轻重而移动变化。引申来说，便有因时因事灵活变通之意。权用以知轻重，则不管事物如何变化，其结果的呈现必然是明确而单一的，不可能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答案出现。作为引申义的儒家“权变”亦是如此。当现实发生改变，相应的行为措施也要随之作出调整，以使社会秩序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之中。其中关系到利害的权衡——“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是取得最佳结果的选择原则。这一结果的呈现同样是明确而单一的，不能模棱两可。即如《论语》所说，当“邦有道”时，君子最佳的选择是见、仕、谷，即积极入世，为官领俸；当“邦无道”时，君子的最佳选择是“卷而怀之”，以免于耻。

　　综上可知，“方便”与“权变”貌同实异，予以辨析，对人们准确而深入地理解佛儒二家的思想来说是必要的。

　　（作者单位：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