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第一个中西思想对话文本，《天主实义》在微观意义上以原始性方式呈现了这种外内转化。同时，从宏观上，它也揭示了外来的文化他者对儒家经典（中学）的诠释及其所创构的以经典诠释为主要内涵的中西对话模式。这种经典诠释，不仅担当起中西思想对话的媒介，也构筑了中西思想差异对峙的文本场域。
经典诠释是中西对话的重要路径，不同的诠释路径会在中西对话中创构不同的问题和模式。对经典的诠释，存在两种方向：一是通过理解经典文本本身，尤其是被编织为特定文本的文字及关键性词汇，以较为科学的方式达到或回到经典自身所言与所欲言；二是绕过经典文本，以观念先行的方式直接诠释经典文本“后面”的意思，以为自我观念张本。前者需要重视经典本身的生活之源，并据此理解相应的语言、文本与观念；后者则以形式上的简洁高效，创构一套为我所用的思想体系，在搭建起思想对话平台的同时，也留下不少根本性问题。作为中西思想交流的第一个文本，《天主实义》虽然开启了至今未竟的、以经典诠释为主要方式的中西思想对话，但也因其强劲的宗教动机和生存动因，仓促地选择了经典诠释的第二种方向，在创构了历史上第一次中西思想对话的同时，也遗留了不少根本性问题亟待后人的反思与处理。在此，我们选择三个重要问题予以阐述分析。
第一，《天主实义》中的经典诠释，切断了经典之“源”与“流”的关系，这集中体现于《天主实义》对儒家经典中的“天”概念的移植与诠释中。我们知道，《天主实义》设置了西士、中士二者作为中西思想对话的主体。这种“中—西”身份的划分，本身就意味着对话主体在生活的本源情境、情感秩序和思想结构上的差异。对西士而言，对天主的宗教信仰构成其生活的原初性、根源性和基础性的本源情境，由此发生并展开的理性式天主秩序观念是其生活之“流”。同样的，对以儒士为主体的中士而言，他们是在“敬—诚”情感中面向天命与自身内在本性。换言之，中士生活之“源”并非信仰式的，本质上仍是一种人文性的；相对应的情理式天命—性理秩序是其生活之“流”。然而，《天主实义》在诠释儒家经典时，虽然大量借引了《尚书》《易经》《诗经》等文本，却未能对文本背后的生活之源予以详考和确证，而是直取文本的表面字义，并将西士自身生活之源的天主信仰契入其中，创构了一种以西士宗教信仰生活为源，以儒家经典文本为流的“源—流”结构，从而切断了儒家经典本身的生活之源，并以创构的天主—理性秩序批评中士的天命—性理秩序。这种“斩源截流”的经典诠释方式，虽然创构了一种以儒家经典诠释为媒介的中西对话模式，但是这种对话仅仅限于“流”，而未深入“源”的层面。故虽在文化交流层面发生一定效用，但在思想层面难免陷入中西观念之争。
第二，《天主实义》中的儒家经典诠释，从根本上置换了认同与批判的关系。一般而言，任何经典诠释，都需要以认同经典为起点进入文本，然后以批判为终点走出文本，从而有所创构。但是，西士在诠释儒家经典时，其根本态度并非认同，而是将截取的文本与其先行观念进行糅合，形成一种“中表西里”的单向度批判思想，并据此质疑、批评中士对儒家经典的理解，以促使中士认同、接受西士观念。这种仅仅依靠认同西式宗教信仰生活确立起自身批判意识，在理解与认同中士的本源生活情境之前，便开始怀疑、批评中士的观念世界，并以西式的观念判定为旨归的诠释方式，一开始就在中西对话中埋下了不对等的隐患。在《天主实义》中，西士不仅以“古—今”维度对儒士进行区分（孔孟之前为古儒，之后为今儒），更以西语中的概念内涵直接否定中士的理解。尤其在“为善是否有意”这一命题上，西士以西语中的“知识”解“意”，认为只有在理性中证成的知识才能作为为善的根据，没有这种理性知识根本无以为善，故西士断言“为善必须有意”。但他并未倾听，更谈不上重视中士语境中的“意”之内涵。毕竟在中士的理解中，善有本性善与观念善之分，而中士认同的是以本性善为起点的“为善”观，批判以观念善为起点的“为善”论。故中士才秉持“为善无意”的观点。西士因其先前的“斩源截流”态度，很自然地抹杀了中士对“为善无意”的本源性理解，而仅从观念论角度强行以“知识论”解“意”。为了从儒家经典中找到印证，西士甚至搬出朱熹这一本在其批评之列的“今儒”，由此也暴露了西士相关判定的主观性和武断性。可见，将认同与批判进行本末倒置的儒家经典诠释，所创构的中西对话模式是一种“对决式”，而非“对等式”。
第三，《天主实义》中的儒家经典诠释，在积极意义上揭示了儒家经典（中学）传承与创新的新面向。入华西士觉识到阅读和诠释儒家经典对其在华生存的重要意义，从而主动开展对儒家经典的诠释与翻译工作。仅就儒家经典翻译中所发生的“中学西传”而言，《天主实义》对儒家经典的传承有重要贡献。发生于跨文化、跨信仰生活情境中的儒家经典传承不仅仅是传承，也是一种创新。这不仅预示着儒家经典内含的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话语内涵和思想价值，能够经过翻译、转释，得以在另一文化传统中传播（这是儒家经典从民族走向世界的重要环节。对此，《天主实义》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而且儒家经典在翻译和诠释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被各种“赋义”。本土的经典传承者如何去正视并应对这种“赋义”，也关涉儒家经典的传承与创新，这是一种在他者意识激发下而萌生的经典传承和创新意识。这一点在《天主实义》中也得到强烈的印证。西士在解释灵魂、秩序和伦理道德时，向中士提供了一套十分鲜明而有力的“理性—证明”图式，它以一种理性的说理逻辑批评了中士对相关概念含混不清的理解和界定，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中士的逻辑漏洞和概念盲点，这一点与中士的体察—感悟式思维方式迥然有别，也最富有冲击力和挑战性。如果说儒家经典诠释的创新面向需要突破的话，那么思维方式和语言表现方式的创新就是重要方向。这一点也是《天主实义》至今仍有意义的关键所在。由上可见，儒家经典的传承既可以是内维度的，也可以通过“中学西传”这种外维度的方式进行；儒家经典的创新不仅可以是自我危机意识下的创新，也可以是他者激发式创新。
总之，从思想与现代的关系上看，一种思维方式除非经过重大革新，否则会持续地影响人的生存。但革新的过程，需要借助思想和文明间的对话，并且这种对话不能仅停留在形式层面，而要进入实质层面。此时，对话的主体便由外在的形式主体（中士、西士），转为内在的思维主体（主体的情感结构、思想结构）。《天主实义》作为第一个中西思想对话文本，在微观意义上以原始性方式呈现了这种外内转化。同时，从宏观上，它也揭示了外来的文化他者对儒家经典（中学）的诠释及其所创构的以经典诠释为主要内涵的中西对话模式。这种经典诠释，不仅担当起中西思想对话的媒介，也构筑了中西思想差异对峙的文本场域。通过对这种原始性经典诠释的解析，不但有助于今人理清古代生活情境下中西对话的场景、路径和效应，也能促进今人以当下的生活情境为着眼点，深入探讨当代中西对话发展的可能空间，以及找到避免中西对话陷入思想对决困境的可能途径。尊重中西思想各自语境中的“源—流”关系，正视民族性与世界性关系中的认同与批判的位置，以及在互鉴互促中建立新型的传承与创新关系，这三方面是《天主实义》至今仍能“开启”我们，并在现代重读中继续其“命”，彰显其“义”的价值所在。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