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的主体是卜辞，也即商周占卜的书面记录。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殷商时期信仰体系的原始资料。笔者认为，晚商时期多元包容的成长型信仰体系已初步形成；殷王朝的信仰体系在治疫制度的设立与落实上起着思想引导和智力支撑作用；甲骨文在殷商时期具有神圣性，是沟通人神的仪式文本。

　　殷商时期初步形成多元包容的成长型信仰体系

　　甲骨文和传世文献都证实殷商时期的信仰结构是多神崇拜。《礼记·表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此言殷人尊敬神灵，商王率领民众事奉神明时，将鬼神置于优先地位，关于人事的礼俗则居于其次。据统计，大约有15.7万片甲骨证实了殷人对自然神和祖宗神等神灵的敬畏。

　　卜辞所见的自然神是活动于天地间、未曾作为人存在过的神灵，包括天神、地祇，以及其他活动于天地间的非人鬼状态的神灵。天帝在殷人信仰体系中居于最高地位。“殷人的上帝是自然的主宰，尚未赋以人格化的属性”（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殷商时期，天帝是不享用人间祭祀的自然神，所以相较于祖宗神，它不受人间祭祀仪式的影响。《甲骨文合集》（以下简称《合集》）10124正：“贞：唯帝害我年？”此言贞问：天帝会妨害我们的年成吗？在殷人看来，天帝控制着包括风、雨、雷在内的自然神，而有无足够的雨水决定着年成的丰歉。《合集》10139：“贞：帝令雨，弗其正年？”此言贞问：天帝命令降雨，雨量不会满足收成的需求吗？除了控制风雨，天帝还决定着城邑的命运。《合集》14209正：“贞：帝唯其终兹邑？”此言贞问：天帝将终结这座城邑的命运吗？由此可见，彼时的天帝还未像周代那样染上道德色彩，而是一位变化无常的至高神，有危害人间的可能。

　　与天帝统率的自然神相对，时王的先公先王是王朝主要的祭祀对象。在严格意义上说，这些死去的殷人祖先属于人鬼。殷人通过祭祀仪式使作为人鬼的祖先升级为神灵。而且殷人在祭祀实践中逐渐延长他们神灵系统的链条。《合集》34120：“癸卯卜，贞：酒祷，乙巳自上甲二十示一牛，二示羊，土燎牢，四戈彘，四巫豖？”此言在癸卯日占卜，贞问：在乙巳日酒祭祈祷于诸神，从上甲数起的二十一位直系祖先祭品为一头牛，旁系祖先祭品为羊，社神祭品为烧烤的特养的牛，四方死去的战神祭品是猪，四方巫神的祭品是阉猪，可否？可见，四戈、四巫以及死去的臣子都被纳入了殷人王朝的祭祀活动。《合集》1182：“燎于河、王亥、上甲十牛，卯十五月。”此言在五月的某天贞问：能否用十头烧烤的牛和对剖的特养之羊祭祀河神、王亥和上甲？《合集》30415：“其祷年河眔岳，酒，有大雨？”此言贞问：祈祷年成于河神及岳神，酒祭，会有大雨吗？可见，作为自然神的河、岳等神在殷商时期被人格化了，有了饮食的需要，具有了类似祖先神的性质，可称为“类祖神”。殷人祭祀属于方国神灵的四巫，将自然神转化为类祖神，显示了殷人信仰体系的多元化和包容性。

　　殷王朝的信仰体系处在持续扩充信仰对象的过程中。对这种信仰文化，陈来称之为“包容连续型”（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把殷商的信仰体系称为多元包容的成长型，它表明这种信仰体系处在逐渐成长的过程之中。

　　殷商信仰体系引导和支撑治疫实践

　　从甲骨文看，殷商时期曾经发生过疫情。甲骨文字，旧释“永”，刘钊改释为“役”，读为“疫”（刘钊：《释甲骨文中的“役”字》）。刘说可从。刘熙《释名·释天》：“疫，役也，言有鬼行役也。”此言疫病的发生是因为鬼神巡行于人间。在殷人看来，疫病发生的一个主因是天神作祟。《合集》33263：“辛未贞：不降疫？”此言在辛未日贞问：天神不会降下疫病吧？《屯南》723：“来岁帝其降疫？在祖乙宗，十月卜。”此言在十月某日于祖乙宗庙卜问：帝会在明年降下疫病吗？为了预防包括帝在内的天神降下疫病，殷王朝建立了维护信仰体系的占卜制度来协和人神关系。

　　《礼记·表记》：“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无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亵事上帝。’”此言孔子认为，夏商周的英明之王事奉天地神明，无一不运用卜筮之术，不敢使用私智来亵渎天帝。甲骨卜辞真实地见证了殷人频繁询问神明意见的做法。龟甲占卜制度的建立，表明占卜技术的专业化以及占卜的常态化。《尚书·洪范》和《周礼·大卜》对这一制度作过总结。“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卜筮人是占卜机构的职官和占卜制度的维护者。占卜意在通过了解殷人信仰体系中的诸神之意向来协和人神关系。掌控天帝的动向并提前做好人事安排，是殷人预防疫病的一个重要工作。《合集》30386：“癸亥卜：翌日辛帝降，其入于在厅。” 字不识，应是某建筑的称谓；，陈梦家读为“侧”，即侧室。此言癸亥日在庭堂卜问：辛日天帝降临人间，会进入的那个面积较大的侧室吗？天帝降临人间，正是刘熙《释名》所说的“行役”，即巡行人间。殷人预测天帝的动向是为了提前做好安抚的准备工作，以防止天帝发怒而降下疫病。从卜辞看，殷人在秋天尤其关注天帝降不降疫的意向。《合集》34712：“癸丑贞：今螽（秋）其降疫？”此言在癸丑日贞问：今秋天帝会降下疫病吗？可见，早在殷商时期，中国人对疫病的防范意识就已很强烈。

　　殷商的信仰体系于疫情发生之后，在统一人心、协调大邑商和方国关系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商代以重神立国。从卜辞看，以大邑商为核心的方国联盟都支持和拥护王朝的信仰体系。《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363：“（1）丁巳贞：其宁疫于四方，其三犬？（2）其宁疫，其五十犬？”此言在丁巳日贞问：请求四方之神灵平息疫情，献祭三只狗呢，还是五十只狗呢？以商王为核心的政治集团请求四方之神灵或方国的神灵驱除疫病，一是出于敬畏四方或方国神灵的信仰，二是出于抚慰人心的政治需要。贞问各方神明的意见，表明殷王朝在协调大邑商和方国关系方面是以神明意见为依据的。《尚书·盘庚》载盘庚劝说众人迁都之语：“卜稽曰：其如台。”孔安国《尚书传》：“……则当卜稽于龟以徙，曰：其如我所行。”大意即，占卜的结果显示迁都的方案是可行的。可见，由占卜制度维护的信仰体系在包括治疫、迁都等国家大事上有着很强的政治话语权。

　　在落实治疫的行动上，殷商的信仰体系也起着思想主导作用。《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文》181：“己卜：子其疫，弜（勿）往学？”此言己日卜问：“子”患的是疫病吗，不宜前往参加“学”（祭名）的仪式吧？从此言可略见殷人对疫病的传染性和危害性已有正确的认识。《小屯南地甲骨》附三卜辞载：“作疫：父乙豕，妣壬豚，兄乙豚，化……兄甲豚，父庚犬。”这是疫病流行之后，商王向父乙、妣壬等祖先神献祭猪和犬，以借助祖先的神力驱除疫情。

　　文字信仰与治疫

　　中国古代鬼神崇拜的观念起源甚早。据现有考古发现，在仰韶文化遗址、红山文化遗址、三星堆文化遗址、金沙文化遗址等文化遗存中都有丰富的、原始的鬼神崇拜迹象，且在文物上留下了一些与文字类似的刻画符号。这可能意味着汉字的来源与原始的鬼神崇拜有着密切联系。甲骨卜辞作为通神的文本，是写给神灵阅读的。故而，甲骨文在殷商时期具有神圣的通神性质。

　　《淮南子·本经训》：“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高诱《淮南鸿烈解》：“鬼恐为书文所劾，故夜哭也。”此言文字产生之后，鬼神受到了文字的召唤。卜辞屡见“工典”一词，于省吾读为“贡典”，训为“祭祀时献其典册”（于省吾：《甲骨文字诂林》）。殷人向神灵献祭典册，由此可推知文字在沟通人神关系上具有突出的地位。

　　当疫病发生时，殷商时期建立了向祖先神贡献简册告疫的机制。《合集》13849：“贞：告疾于祖乙？”此言贞问：可以将发生疾病之事告知祖乙吗？告疫仪式除了口头的陈述，还有“册祝”（将祝祷写于简册）的环节。周原甲骨H11：84：“贞：王其祷，侑大甲，周方伯，齍囟正，不左，于受有佑？”黄天树认为，即《说文》字，训为“告”。更准确地说，是以文字形式告知某神某事的意思。卜辞是说，贞问：商王祷告，侑祭大甲，以献上文书的方式告知册封周方伯，祭品是适量的吗，不会不顺吧，会受到神灵的护佑吗？这种做法在西周得到沿用，《尚书·金縢》载史官将周公的口头祷告之语写入简册以请求祖先免除周武王的疾病。

　　总之，占卜和书写维护了殷商信仰体系的有序运转。在疫病流行之后，甲骨文作为人神沟通的文本记录，相当于人与神所订立的“协议”。随着殷商后期人神“协议”的失效，人们的目光从“鬼谋”转向“人谋”，人的地位和价值逐渐得到新的认识，从而推动了早期中华信仰的成长和中医技术的进步。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甲骨文对中华思想文化的影响和作用研究”（17JZD04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