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交流的客观史实构成多民族中华文明史的内在规律，是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的物质文明史，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文化呈现。以民族的交流史实为主干，在广阔的历史、文化与地域背景之下，以横向的个案构筑纵向的历史，建立中华文明史的知识体系是人文科学研究的基本宗旨之一。在中华文明史的知识体系中，最为基本的物质文明材料是由文物考古与艺术研究领域提供的，而对中国各少数民族文物材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是建构中华文明史知识体系至关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因此，以多民族共创中华文明史的唯物史观从事学术研究，是文物考古和艺术史研究的根本指导思想。
宋元以降，以大乘佛教的传播及其丰富的艺术创作为纽带，中华文明史进入多民族文明重组变化及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当以深入探究多民族文化交融下的知识个案为入径，逐步积累、建构起总体的文明史，进而以正确的多民族文明史观强化多民族共创中华文明的理论体系，应用全国各地涉及民族交流的文物资料来整全与表述中华民族文明交流与发展史。
宋元以来佛教美术多元交融的发展历程
举例来说，唐代玄奘取经事迹触发了艺术家描绘唐宋之际行走于丝绸之路荒漠的行脚僧，这一图像后来演变为藏传佛教罗汉组画之一的达摩多罗尊者，缘起于江南的布袋和尚，成为深受多民族人民喜爱的世俗化的佛教人物；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有东汉时期带有汉文榜题的墓室壁画，和林盛乐区有北魏时期拓跋氏祭天圣地，也是《步辇图》作者阎立本的父亲阎毗的出生地，元明清时期更是多民族重大政治文化事件的发生地，现在还是内蒙古师范大学的和林校区，成长于该大学的艺术家便把草原画派融入了生生不息的中国当代美术发展之中。
宋元之际是多民族文明关系发展与凝聚的时期，新起的王朝以无限的包容与张力在新的多元民族观念的引导下将多元文明推向前进，原本属于辽、西夏、回鹘、大理等游走于汉藏之间的文明类型逐渐汇入由元朝主导的多民族文明的洪流。此一时期的多民族物质文明更显生机，其中融合了多民族文明元素的元代艺术具有强烈的气势与爆发力。隋唐之际至宋元时期，已经形成了多民族中华文明史的主体，为多民族文明交融的国家体制的形成提供了理论根基以及可循环向前发展的政体模式；多民族文明的交融客观上促进了不同地区在经济与文化层面的共通发展，进而巩固了多民族文明国家的统一基础。例如，我们现今所见、在藏地广为流行的六字真言，现存最早的实例见于杭州飞来峰及东南沿海一线，如江苏镇江、福建福清及泉州、广东潮州等地。元代兴起的六字真言信仰，以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字为载体，成为新兴的多民族王朝以智慧慈悲之心来相互沟通、交流的符号。元泰定帝妥欢帖木儿命军队在大都八达岭刻石勒字，此后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新疆吐鲁番、山东长清、山西大同、河南浚县、陕西府谷等地都有发现元代刻石。借由汉地传傅大士所创弘法便巧转轮藏演变而来的转经筒流布至藏传佛教传播或受到藏传佛教信仰影响的广大地区，六字真言与转轮藏至转经筒的演变史可以勾画出宋元明时期藏、汉、回鹘、西夏、蒙古等多民族政治文化交流的轨迹，并印证了元明以来多民族文化的趋同特征。又比如，飞来峰造像与灵隐寺相邻，位于浙江杭州，形成一个特殊的藏汉文化交融的独特氛围，川流不息的灵隐寺香客拜谒游览灵隐寺和飞来峰的同时，将充满人文意味的汉族江南文化与西夏蒙元传承的藏传佛教文化根植在他们思想意识的深处，早在13世纪汉、藏、蒙古、西夏各民族的文化即如此联系在一起，是多民族共创中华文明史的绝妙个案；而位于北京八达岭的居庸关是塞外草原连接华北京畿腹地之间官道上最重要的关隘，元顺帝时在此设计建造的过街塔是元代各民族友好相处的巍峨见证，是多民族国家一统的象征。元大翰林学士欧阳玄至正三年（1343）撰《过街塔铭》，其中写道：“车同轨矣，书之同文，行之同轮，推而放诸四海，式诸九围，孰能御之。”可见元顺帝在居庸关造塔，是关乎王政风尚、社稷民生，关乎车同轨、书同文，关乎国家民族大同的千秋伟业。
丝绸之路和多元民族宗教艺术的熔融与重构
青藏高原、蒙古高原与云贵高原，包括丝绸之路东段河西走廊在内的民族交融地带，是多民族文明重构的时空交互节点，多民族文明在此与历史交汇，与欧亚文明相关联，可以说多民族文明以中国境内丝路、特别是以河西走廊为舞台，上演了一场多民族共创中华文明史的大戏。丝绸之路与河西走廊文化交流的兴衰跌宕与宋元明时期中华文明史的波澜起伏相呼应，包括河西走廊在内的丝绸之路的复兴引导了此期社会文化思潮的变革，为真正意义上的多民族中国文明史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就艺术史来说，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与佛教思想的变化是河西走廊多民族艺术史变革的前提。河西走廊作为地理文化通道，将11—13世纪活跃在此的各民族的艺术思潮熔铸一炉，练就一种蕴含多民族文化元素的艺术样式。所以，河西走廊就是一个大熔炉，各民族在这里共同创造了新的华夏文明，影响了整个中国文明史。这种融合趋势导致了此期多民族文明史的重组与变革，使之与前代文明关系呈现不同的面貌，真正形成了有内在演进规律的深刻关联，从丝路艺术中即可以看到这一进程。回鹘艺术是唐宋元之际中国多民族佛教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宗教多元艺术的见证。高昌回鹘美术承继唐五代高昌中原艺术传统，以蕴含中亚佛教艺术元素的旃檀立佛大像经变画开辟11—14世纪佛教艺术的新绘画叙事样式与风格，但又以王室供养人与敦煌地区石窟壁画供养人图像个案构建敦煌与西域石窟佛教艺术的直接关联，展示西域丝路不同民族之间的政治文化交融。高昌地处中原，是河西走廊宋辽西夏通向中亚西域的地理枢纽，其艺术样式连接龟兹乃至西藏西部与邻近地区不同民族与不同宗教的多元成分，形成此期艺术风格的区域过渡，在中国多民族艺术重构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语言以想象构成具象，图像则是直接以形象进行思维，用于思维的图像本身在形成概念的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国民教育中对视觉形象的把握、选择与教育不仅仅是美育的责任。构建多民族中华文明史的同时要重视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共同视觉形象的营造，各民族在趋同向心共同发展的过程中在标识身份认同的视觉形象上也有共同性。最为突出的例证就是基于汉地以土为中心的五行学说和四象信仰，以及象征生命循环的送魂马纸马、禄马或甲马信仰。隋唐之际，汉藏大部地区土葬流行棺板四象神；宋元之际，开纸马铺成为市井新生意，江南至中原、西南各地纸马流行，并通过蜀地雕版的流传进入藏地，与藏地民间祭祀先祖、山神和方位神的信仰结合，形成藏地在路边、山顶、屋顶随处可见的祈求平安、康健与吉祥的风马旗。四象之北方玄武在风马中演变为大鹏（迦楼罗），其余青（苍）龙、朱雀、白（红）虎在风马中亦有完美的对应。在我国蒙古族及西北各民族也有风马的信仰，如果选择最能代表汉藏多民族共同视觉形象的图案，非风马莫属。此外，视觉图案还可以将中华文明与亚洲文明的传播史关联，例如源于古印度与中亚的佛教转轮王信仰中的七政宝与八吉祥，唐宋之际广泛出现于敦煌壁画与绢画中。而随着佛教在中土的传播，辽、西夏、吐蕃大约在11世纪以后也开始流行以图案形式表现佛教意涵的七政宝与八吉祥。至元明之际，藏地的上述图案变体随着汉藏文化的交流返流至元明宫廷，成为当时的主流装饰图案，并与暗八仙等汉地道教图案糅合，在明代以后逐渐蔓延到全国各地，成为引领社会思潮的皇家世俗吉祥图案。在以后的演变中，八吉祥之一的盘肠结合汉地传统编结方法，最终形成代表汉藏多民族内在联系的“中国结”。
继续推进多民族共创艺术史的研究
总而言之，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指导下构建的多民族中华文明史，将更加符合多民族社会生活发展的客观实际，中华民族多民族文明史与共同体意识互为补充，也因此而相互生发并向前发展。正犹如从清晨草原上的一滴露水中，而见太阳的七彩霞光，以往的中国文明史体系，包括物质文化史、文学史或美术史等，大多是以汉地或中原居民的活动为主要叙述线索，以及由此引导出的历史发展逻辑进行建构的。然而，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文明是我国各民族在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水乳交融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进程中共同创建的。中华文明史立论的基础与中华文明的本质就是多民族共创历史与现实的锦绣和辉煌，多民族政治文化在交流发展中呈现了趋同与向心力，这一历史进程就是斑斓多彩的文明史本身。基于我国多民族共创文明史的视角对中华文明史的重新审视有助于建立更加合理、更加符合客观史实的话语体系，有助于增强多民族国家的核心认同，即由物质文明史转化为共同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也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共同体意识指导下的多民族文明史观的构建，是包括历史学、民族学与人类学、文学与艺术在内的我国理论界面临的重大问题。宋元之际是我国当代“民族”概念语境下民族关系重构与发展的重要时期，唐宋、吐蕃、辽、南诏大理、西夏、回鹘乃至蒙元，不同地区与民族之间在范围相对限定的地域内上演了此消彼长、趋同发展的大戏，由此形成了今日中华文明史的基本框架；以汉族与藏族、蒙古族、回族、维吾尔族以及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等多民族文明之间的交流关系为主要脉络，提纲挈领，可以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明交流贯穿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整体。
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成果的结晶，中华文明是具有辨识特征的、发展行进中的世界文明形态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其中的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是在多民族趋同向心力凝聚而成中华文明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在学术研究和国民教育体系中，尊重研究对象的客观规律和培养国族意识，建立多民族共创中华文明史的共识、并将之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学理基石，是形成共同体意识的必要步骤。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