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吉莱斯皮（Michael Mien Gillespie）从中世纪发端于教会内部的唯名论革命那里窥见了现代性从神学的襁褓中孕育而出，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更早地从中世纪成型的“内在之光”（inner light）学说中看到了启蒙的远景。他认为，启蒙运动中的理性主义者都是赞同“内在之光”理论的哲学家，即便它随后逐渐被剥离了属神（宗教）的根基。这个观点指陈了13世纪西方世界的精神状况，这个所谓“中世纪之高峰”的世纪，以非常确定的方式确立了此后数百年间西方世界的发展方向。但是，类似于“内在之光”这样的理论，以及它所依托的关于真理的奥秘性解释和神秘性体验的理解模式，在这个世纪却面临着来自理性主义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理性主义主要是指被重新发现和解读的亚里士多德学说，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托马斯·阿奎那主义。
虽然托马斯主义迟至19世纪末才真正成为基督教会正统学说（标志是1879年教皇利奥十三世《永恒之父》通谕的发布），但是完全可以说，奥古斯丁主义在教会内部的式微与托马斯主义的崛起这个蕴含重大转折的节点，发生在充满生机与张力的13世纪。在后世看来，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正统是托马斯主义，但13世纪并不是托马斯·阿奎那学说一统天下的时代，在其学说强势崛起的开端，热情而神秘的奥古斯丁学说以及其所渊源的柏拉图理念论和新柏拉图主义，依然能够与阿奎那分庭抗礼，后者的代表人物即是波纳文图拉（Bonaventure）。
波纳文图拉与阿奎那是同时代人，前者是弗兰西斯修会的领袖，而后者属于多米尼克修会。借用弗兰西斯修会Stephen Lynch的说法，阿奎那是“理智的神学家”（theologian of Reason），波纳文图拉则可谓“心的神学家”（theologian of Heart）。相比于阿奎那“为信仰寻求理解”的路径，波纳文图拉认识真理与接近上帝的方式是属于“心”的，属于借助“内在之光”而对真理进行奥秘性解释和神秘性体验的模式。这种奥秘性与神秘性体验多体现于他基于“三”的描述。
波纳文图拉基于“三”的描述，涉及的不仅是“三位一体”这样的基督教最根本的知识，还关乎心灵操练和光照的各个环节。譬如，他在《独白》（Soliloquium）中将心灵操练所依赖的超自然属性分为三种类型，以对应于上帝的三个面向，即美善的本源、万物的范型和一切的目的，同时借助奥古斯丁《论真宗教》里的相关论述将这三个面向与“三位一体”的奥秘统一起来。奥古斯丁在《独语录》中将基于内在之光的灵魂凝视的手段——祈祷、静观和出神——对应于信、望、爱三事。波纳文图拉基本接受了奥古斯丁的这种思路，在此基础上，他将《出埃及记》里上帝吩咐摩西带领希伯来人去旷野的三天路程和光照的三个阶段对应了起来。从祈祷—静观—出神的三层结构，到黄昏—早晨—中午的三次光照，再到事物的三种存在，以及耶稣基督的三种实体，波纳文图拉建构起了他独特的光照学说。与这些“三”的结构相对应的，是心灵在趋向上帝的进程中面对的三种景象，分别对应于基督的三实体性，即感性、物质性的景象，内在、精神性的景象，以及超越于自身之上的心灵景象。第三种景象超越理性，即所谓“光照的出神”，是属灵生活中离上帝最近的部分。
从“三”到“三”的倍数，波纳文图拉又将三次光照分解成了光照的六个阶段，对应上帝的六日创世（而休息于第七天），这六个阶段就是“撒拉弗的六只翅膀”，对应六种灵魂官能（并不是肉体感官）：感觉、想象、知性、理性、悟性和心灵的顶峰/神性的火花。这六种官能是人通过祈祷、静观和出神来抵达上帝的六个更为细致的阶段，从最底层为原罪所扭曲的感觉、想象，到为恩典、正义和知识所改造、净化的知性、理性与悟性，再到为上帝的智慧所完美的神性，人因此而在光照的出神中获得了对上帝形象的直观。
波纳文图拉认为，在受造物追寻上帝的旅程中，感官或服务于凝视端详的理性，或服务于坚定信仰的理性，或服务于推理研究的理性。这又是一个关于“三”的奥秘，它们从不同的层次指向了对事物的各级认知。认知活动的最终对象是“上帝的神圣能力、良善的七项证明”：起源（上帝创世）、宏大（上帝不受限制的大能）、繁多（上帝品格的无限）、美妙（上帝能力、智慧、良善之美）、充足（上帝品格之丰富）、作用（上帝赋予万有以存在及法则）以及秩序（秩序中包含着上帝的至高全能）。
需要注意的是，波纳文图拉的心灵朝向上帝的旅程和阿奎那式的从自然世界中发现并证明上帝存在的由下而上的路径不同，他始终在强调信仰的优先性，是一种从上而下、降入人心的路径。与降入人心相关的是天使的九种行为，即报告、宣讲、引导、指示、加强、命令、承受、启示和恩膏。只有这九种行为（“三”的三倍）被置入人心，真正的光照、对上帝的直观才具有了前提。这种直观不是理性的，而是感性的；不是人通过自身能力勉力而求的，而是上帝以其大能赋予的恩典。光照的终点即达到出神的完满和超越，终点为圣灵所启示，并在神秘中获得同上帝的合一。
在神学小品《论学艺向神学的回归》中，波纳文图拉将知识论领域内、从本源之光中流溢出的光明（即人借以认知世界和永恒的光照）分为四种：（1）外在的光明即机械技艺之光；（2）较低的光明即感性认识之光；（3）内在的光明即哲学认识之光；（4）较高的光明即恩典和圣经之光。但是，为了对应于上帝的创世六日和礼拜天的休息，波纳文图拉将四种认识光照最终拆分为六种（“三”的倍数），即除了圣经之光、感性认识之光和机械技艺之光外，他将哲学认识之光根据它的子分类分为三种：理性哲学之光、自然哲学之光和道德哲学之光。这样，六种认识的光照完美对应于上帝的创世六日。反过来说，在其他的认识之光里，我们也可以发现圣经之光，因为它“隐寓在一切知识和一切事物之中”，同时“显明一切知识是如何服务于神学的”。“一切知识”存在的价值是服务于神学，波纳文图拉的结论显然是基督宗教再正统不过的结论。
此外，他还借用《彼得前书》来指出所谓“科学”的关键目的：“建立信仰，荣耀上帝。”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像吉莱斯皮那样，波纳文图拉从中世纪晚期神学的种种对自然的发明、对科学的推动中窥见到现代性有一个来自神学的根源，才能为一件可能、可信之事。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