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译论史研究展望
2022年01月11日 09:1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1月11日第2327期 作者:杨荣广 黄忠廉

  修纂中国译论史,可对中国翻译历程鉴往知来。作为理论翻译学研究的基础之一,中国译论史研究在理论层面尚存诸多亟待拓展的空间。要规划其研究的远景与愿景,至少可从三层六个方面作一番系统思考。

  研究更趋系统与全面

  中国乃翻译大国,但非译论强国。近40年来,从西方引进的翻译理论数量远超原创,国际公认的中国译论家不多,对国际译论话语影响甚微。中国传统译论时见被贬,西方译论盲目受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主宰了中国翻译学界,从而遮蔽了本土译论的成就,使传统译论独有的魅力被弃之不顾。批评者多认为,西方译论以系统性见长,而中国传统译论大多较为零散且体系性不强。

  不过,近年来,中国译论研究渐趋体系化,只是其脉络有待厘清。若要全面厘清中国译论系统,未来可由点、线、面入手:点式察人物,考量译家学人的翻译思想;线式察译论,以时间顺序研究发展史;面式展全貌,人物与译论脉络点线成面,共绘中国译论发展知识谱系,形成《中国译论通史》。同时,有学者注意到西方译论多忽视译学译论本体要素研究,而这恰恰是中国译论之所长。当然,中国译论在翻译基本理论和应用理论方面尚缺乏系统深入思考。两相互补,融贯中西,或许是未来发展方向。此外,口译、翻译技术和中国文化文学外译等新兴问题,以及翻译实践与行业相关问题也有待探索。回眸历史,各个时代的热点与冷门又将如何认识,需要全面定夺与深入研究。面对未来,不妨基于传统译论的民族特性发掘翻译共性,不妨立足于中国的文化、问题、需求与经验,由史实而阐释,由阐释而立论,多角度聚焦研究。

  固本原创与跨学科立论并重

  中国译论国际地位不显,无相对成熟的学派,国外学界几乎无视其存在,这提醒我们要扬己之长,避己之短。国内学界在开展研究时,多以阐释中、西见长。纵观中国译论史,除“释”之外,尚需加大“究”的分量,加强观察、描写、分析、解决与解释五个环节的力度。只有如此,才能在“破”的基础上大胆地“立”。未来研究更应立于传统,继续发扬“释”之长,既“释”中国古代译论,也“释”西方译论。同时也要基于中外比较,发现中西译论之“异”,在中西研究范畴互补中继承和发展中国译论。

  微观方面,未来研究首先要固“本”。固本之要在于溯“源”,也即古人所谓“考镜源流”,以求由来有自。其次在固“元”,也即古人所谓“辩章学术”。只有致力于寻找、发掘自身的学术资源和传统并在此基础之上强调体系建构,才能以系统且清晰的理论形态与西方展开对话。对于西方译论则要采取扬弃的态度。长于形象思维的译界学人有必要加强抽象思维,扎根于中国丰富的翻译实践,从感性走向理性,提出更多的含有中国元素且兼具国际视野的议题,进而建构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产出原创性译论。

  宏观方面,需要注意翻译学是经验学科,需先从实践抽象出思想,进而由思想推演出理论,再由理论建构学科,这是译论研究的常态与主导。对中国译论史研究而言,继续整理中国传统翻译思想是基础,但翻译思想并非翻译理论,它只是后者的原料或根基。我们赞成跨学科研究,因为它能够为翻译提供更多的解释视角。但狠抓翻译学本体研究才是主流,应该鼓励立足于翻译本体的有据创新,反对盲目创新,或是过于偏离翻译本体的创新,否则就转向了其他学科的研究。大约20年前,国内较多地关注翻译之“术”,现在又趋热于翻译之“学”,由“术”向“学”,进步可喜,但未来应更多地关注翻译之“论”。

  立足本土推进现代化

  西方译论引进热潮消退之后,中国译论是维持现状,抑或放弃追求,回到传统,还是反思、整理、总结,继续探索?毫无疑问,继续探索才是出路。译论要原创,必须重回内涵式增长,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从根上突破。汉外之间的翻译实践从类型学角度看极具语际翻译的典型性,其变化规律比印欧语际转换更有助于揭示人类翻译行为背后的原理,从研究对象上应引起特别重视。解决中西互译问题的大任只能由中国学者承担。基于中国翻译事实,可创造出既具现代译论特征,又有本土特色的“融会”型译论体系。事实上,国内学者近年来新论迭出,如许渊冲之竞赛论、黄忠廉之变译理论、胡庚申之翻译选择适应论、周领顺之译者行为批评论等,但这些原创理论如何完善和对外传播尚待研究。

  中国译论发展不但需要将传统译论系统化,而且要借鉴现代科学研究范式提出新概念和新体系。就中国译论史研究而言,在内容出新之外,也需要重视方法拓展。可力求史料检索与分析方法的现代化,文本细读之外可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检索和文献检索工具。在宏观叙事之外,目前更需微观史和本体史研究,回归译论研究的本体,兼顾与其他学科交叉。也需借用研究文献库、大数据等,采用历史计量学等方法,提升研究的质量。

  要为近两千年的中国译论发展续航,就要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为此,在系统设计未来研究格局、全面拓展研究视野的同时,应采用更完善有效的研究方法,融合中西译论研究范式的特点,将中国译论发展研究推陈出新,进而建立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话语体系。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史研究”(20&ZD31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外语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张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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