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哲学视野下的大健康思想
2022年01月11日 08:5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1月11日第2327期 作者:张再林

  毋庸置疑,中国传统身体哲学最核心的思想实际上是“身心一体”。这种身心一体观既与西方传统身体哲学的身心二分形成鲜明对比,也与西方的医学理念大异其趣,最终导致了一种古老而早熟的“大健康”思想的确立。

  基于身心一体的大医学观

  当代哲学的发展愈来愈呈现出从传统之“实在论”向今日之“显现论”变化的趋势。与这种趋势相一致,哲学家不是从“身”的实体与“心”的实体相互分离的角度考察身心关系,而是更多地从“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交织统一的角度检视二者关系。显然,这一观点不仅是“显微无间”的中国哲学思想的再度体现,同时也是中国医学“藏象说”“形神说”理论的重新彰显。关于“藏象”,张介宾指出“象,形象也。藏居于内,形见于外,故曰藏象”(《类经·藏象类》),此即医家所谓“有诸内必形诸外”之说。关于“形神”,《黄帝内经》指出“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素问·上古天真论》),张介宾指出“形者神之体,神者形之用”(《类经·针刺类》)、“无神则形不可活,无形则神无以生”(同上)。因此,无论是中医的“藏象说”,还是“形神说”,都坚持一种“不可象者,即在象中”(王夫之语)的哲学,也即一种中国式的“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交织统一的哲学。唯其如此,我们才能理解何以中医学说既是一种“阳化气,阴成形”之说,又是一种阴阳二者互根相须之说。而这种阴阳二者互根相须之所以可能,恰恰在于,正如当代哲学把“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统一视为“能体”与“受体”的统一那样,这种“能受一体”亦被阴阳学说视为无上圭臬。如果说这种亦此亦彼的“能受一体”使中医最终走向生命的功能主义、有机主义的话,那么,那种非此即彼的“实体分离”则使西医不得不流于生命的还原主义、分析主义。

  实际上,中国古人所说的身体既是“我”自身的身体,又作为一种人与宇宙万物一体之“大身子”的身体。这就使得古人的身心一体观推扩到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由此形成了中国医学“天人合一”这一极其重要的生态学理念。故中医主张“人身虽小,暗合宇宙”,认为人自身的生命健康并非由我们自己决定,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周遭的气候、地理条件;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做到“人与天地相应”(《灵枢·邪客》)。因而,中医强调为医之道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一方面,这意味着“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根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素问·四气调神论》),意味着“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地有高下,气有温凉,高者气寒,下者气热”(《素问·五常政大论》),意味着“西北之气,散而寒之,东南之气,收而温之。所谓同病异治也”(同上)。正是基于以上观念,才产生了中医的五运六气说、子午流注说、医食同源说,以及与时空相关的“五行说”。而五行说之所以坚持生物的相生相克,恰恰在于它遵循着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一四时互为消长之极则。这也告诉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天地参”的伟大宏愿,与其说是来自中国先贤的仰观俯察、上下求索,不如说正是在一代代中国先医的救死扶伤活动中才开出了真正先河。

  此外,中国古人所说“大身子”的身体除了指天人合一之“身”,还包括一种无间尔我的伦理之“身”,也即古人所谓的家国之“身”,民吾同胞之“身”,修齐治平之“身”,恻隐之心之“身”。无疑,这种伦理化的身体与宇宙化的身体一道,极大地扩展了中国医学的内涵和外延。唯有基于这种伦理化的身体,才有中医的“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千金要方·序例》)之说,无论是医身还是医国都遵循着同样的医学原则。唯有基于这种伦理化的身体,才使中医在强调“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同时,还强调“中知人事”。后者不仅意味着行医之道要“入国问俗,上堂问礼”,而且意味着对患者“贫贱富贵”的身世及其变迁的了解亦是中医问诊的必要前提。唯有基于这种伦理化的身体,才使中医要求我们“和性情,节嗜欲”(《备急千金要方》),要求我们“内无眷慕之累,外无伸宦之形”(《素问·移精变气论》),并把滥淫的“七情”视为致病的重要原因,以至于从中产生了中医特有的道德养生说。这种学说与儒家的修身说几乎如出一辙。故中医上承古代《论语》的“仁者寿”说,下开今日《真原医》的“感恩说”,使自身最终通向生理即伦理、伦理即生理这一中国式形而上学。

  从身心一体到医美合一

  坚持身心一体必然导致直觉主义。也就是说,既然中国古人认为身心关系是一种合内外的身心一体,那么,这就意味着古人主张我们的内在之心对身之外部世界的把握是不假中介地直接实现的。关于这种直接把握,借用中国古人的表述,它就是不萌于见闻之知的“德性之知”,即王阳明所谓“致良知”,或杜维明总结出的“体知”。这种体知在现代哲学的话语里,也即梅洛-庞蒂所谓“用身体知道”,舒斯特曼所谓“身体意识”。

  虽然这种“身体意识”的直觉早已为科学主义时代的人们所忘却,但在中国医学那里,它却是医家最引以为豪的殊绝之学。职是之故,才有了中医的“望闻问切”,而这种“望闻问切”之成立,恰恰以其“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藏”“司外揣内”“审证求因”,是身心一体原则逻辑使然。故一位高明中医大师眼光所在,就可以使你的五脏六腑连同你的精气神一目了然;并在你细弱游丝的脉象里,聆听到你的生命与天地风雷共振的天籁之声。所以,才有古人所谓“医,意也”这一指称,因为“意”字从心从音,取其会意可以理解为心中发出的声音。一方面,这种身体直觉表现在中医诊断上。中医主张不同的内藏对应于不同的外象,如心主血脉,心慌时面色苍白。由此就形成了中医重“证”不重“病”的特征,并从中产生了中医著名的八纲辨证。此“证”既表示身体外在感觉征状之征,又表示身体内在疾病病症之症。一言以蔽之,无论这些辨证有如何不同的面相,都是以内隐外显的身体直觉为它们的总纲。另一方面,身体直觉还表现在基于这种辨证的施治上。中医的施治之所以迥异于西医,不在于千方百计地去降服深深埋藏于我们身体内的诸如病菌、病素、病原体这类“病魔”,而在于对症下药以改善我们身体上的感觉症状。此即中医所谓的阳病治阴,阴病治阳,虚则补之,实则泻之,等等。显然,较之西医,中医无论是辨证还是施治都更为简易,更为直截了当,并开启了今日前沿“循证医学”的先声之响。可以说,一位精通身体医术的中医大师就像一位泼墨作画的艺术大师。他知道哪里留白、哪里写实,知道如何在虚实、阴阳相间之中使作品气韵生动起来。无怪乎梅洛-庞蒂指出“正是通过把他的身体借给世界,画家才把世界转变成了画”(《眼与心》),也无怪乎著名画论家郭熙指出“身即山川而取之”(《林泉高致》),在这些中外思想家不约而同的论点里,医学的身体与美学的作品完全滚作一气了。

  这一切使得中医与其说是医学,不如说它作为感性之学而闪烁着“美学”的思想光芒,并使“医美合一”成为中国医学的应有之义。当代身体美学把身体感觉(身体意识)的敏锐性视为美之所以为美的东西,从而美(aesthetics)是“麻醉”(aneasthetics)的对立。这一定义与中国医学理论有着惊人的一致。中医讲“手足不仁”“皮肤爪之不仁”“形体不仁”,讲“不荣则不仁”“不通则不仁”,乃至把这种“麻木不仁”视为“气已不贯”“此为命绝也”的生死危亡之地,如此等等,都是其显例。作为这种“麻木不仁”的救治之道,中医主张通过打通我们身体感觉的壅闭不通的感通、感应之道,也即调动我们身体—身心、合内外的气机,以期恢复身体固有的敏锐的身体意识和感觉能力。

  无独有偶,这种“医美合一”同样体现在古今中外文学艺术领域。在韩愈的“草色遥看近却无”、杨万里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李白的“云想衣裳花想容”、杜甫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样的诗句里,读者会发现诗人对身体感觉的切入和捕捉是那样入木三分,那样刻骨铭心,那样入微细腻,以至于到了“味外之旨”“弦外之音”的境地,乃至“通耳于眼,比声于色”这一“六根互用”的通觉境地。正如陆游“一笑玩笔砚,疾病为之轻”,何乔潘《心术篇》“书者,抒也,散也,散心中郁也”所说,诗词书画既可以怡情,又可以养生。中国文学艺术是这样,西方文学艺术也是如此。当福楼拜在描写包法利夫人服砒霜的文字里感到自己想呕吐时,当塞尚在物体的画面中说自己甚至“看见”它们的气味时,当现代“全觉艺术”(all-sensual arts)蓬勃兴起时,我们不正是在其中感受到这种极其敏锐的身体身识以及与之相伴的勃勃生机了吗?

  总之,中国传统哲学的身心一体观不仅走出了西方狭隘的躯体身体观,为我们推出了一种基于囊括宇宙、伦理之“大身子”的博大精深的医学旨趣,而且还通过医学与文艺触类长之、秘响旁通,使我们跻身于医美合一这一更为广阔的生命领域。它在使我们见证了什么是“大医学”的同时,也代表了人类生命的“大健康”观念一骑绝尘地破世而出。虽然这一切在曾经的一段时间内似乎风光不再,已经成为中国历史的过去,但在“上帝死了”,人不得不直面“向死而生”的命运之际,在当代人类对亲在的此身生活方式如饥似渴的追求里,我们依然得以窥见它千年不衰、历久弥新的生机与活力。

  (作者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

责任编辑:张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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