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当代复兴，需要有文化的创造和创新。而文化的创造和创新，并非各种抽象要素和观念碎片的外在组合。譬诸骡子与狮虎兽，其体量不可谓不大，却丧失了生育和自身繁衍的能力。缺失文化自我认同奠基的文明要素拼接，只能造成某种“文化意义上的骡子或狮虎兽”，而不能有真正的文化建构。文化的创造，须着力于本原，深造自得，盈科后进，成章而达，积之既久，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文化文明，由是乃可得以生生连续而日新无疆。
或谓“文化即是人化”。不过，这“人化”的前提是自然。人自己就在自然之中，无法超然于自然之外而对其任意施加以“文”。儒家从“文质”的内在连续性与整体性的意义上理解人的存在，就特别强调了这一点。《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孟子·离娄下》：“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此言“文质”，乃就人作为个体的存在而言。《大戴礼记·礼三本》：“凡礼，始于脱，成于文，终于隆。故至备，情文俱尽；其次，情文佚兴；其下，复情以归太一。” 此所谓“情文”，亦即“质文”，乃指文明的创制而言。由此言之，“质”或自然，既是人存在的界限，同时亦规定了“文”之合理性的界限。超出这一界限的“文”之过度扩张，不仅将导致人自身生存意义的否定，甚而将遭到自然的报复与惩罚。
是以人类文明的反思，包含一个回归自然的向度。道家倡言“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朴”，以实现人的存在之真实。儒家亦主张“报本反始”“反本修古”，以奠立礼制人文之存在性的意义基础。《新约》福音书里也记有类似的话：“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都表现了这一点。不过，文明之回归自然，并非也不可能实质性地“回到”自然，而是要在文明的前行运动中贯注一种文质合一与自然生命整全性的精神。《老子》第三十二章切当地描摹了文明的初始情态：“道常无名，朴……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这“始制有名”，或《大戴礼记·礼三本》所谓“礼始于脱”的文明初创，可以视为一个“自然与文明的交汇点”，它在一种初始的文明形式中，保有人类自然生命的整体内涵。
今人所谓的“轴心时代”，即本源于对此“文明与自然的交汇点”之反思。它是一个标志人类进入理性化地了解自身及周围世界，并规定了各系文明发展方向的时代。作为人类对自身存在之“哲学突破”意义的原初自觉，各系文明在此时代所产生的原始经典或“圣经”，亦以一种理性定型化的方式保有其“自然”的内涵或精神生命的整全性，成为各系文明不断回溯以获得其原创性的天府义海或“生命的原点”。
这样看来，人类存在所拥有的、作为“文”（这里的“文”，是一种动词义的文）化之前提的自然，乃是某种在文明定向中差异化了的“自然”，而非一种抽象或一般性的自然。被各系文明之原始经典或“圣经”所“文”化并保有的“自然”，亦因哲学突破所获得的原初自觉与理性指引，而被陶铸为某种文明的特殊禀性。现身在此特殊自然禀性中的理性，是具有精神生命的理性；而此经由理性自觉规定指引的自然禀性，亦是禀有明觉灵性和精神方向的生命自然。正是在这种文化原初的生命差异性中，各系文明实现并获得了一种向着他者世界的敞开性和价值的普遍性。
《论语·述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道家倡导复归自然，儒家则“信而好古”，并主张“复古”。其实，道家所谓的复归自然、复归婴儿，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人类不能实质性地“回到”自然，只能回向于那个基于“文明与自然的交汇点”之反思的“生命的原点”。因此，儒家“复古”的说法，比道家复归自然之说，更切合实际。儒家所谓“复古”“反本修古”，即指向那个“生命的原点”。就文化整体而言，这个“生命的原点”，也就是轴心时代所形成的原始经典或“圣经”及其生命自然的精神蕴涵。
我这里所谓的“文明与自然的交汇点”和“生命的原点”，并非一个现成的时空固定性的概念。复古或回归经典，亦非“回到”现成摆在那里的“六经”一类原始的经典，而是对原始经典精神生命之诠释理解性的当下呈现与存在性拥有。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见诸器物，形于制度，随时移世变，历久则会滞著僵化。中国哲学“知止”“复古”观念的思想旨趣，即在于通过这“生命的原点”之临在对文明的奠基与解蔽作用，赋予并使之保有生生连续的原创性活力。思想文化的演进，有因有革，有连续有损益。相较于西方而言，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发展，更偏重于这“因”或“连续”的一面。中国学术和文化，具有一个源远流长的诠释传统，“述而不作”，或寓“作”于“述”，通过经典及其意义系统的诠释性重建，以因应时代的要求，形成具有当代性意义的思想和礼仪系统，构成了中国思想文化演进发展的一种基本方式。这也是中国思想文化生生日新，延续数千年而不中绝，始终保持自身内在生命活力的原因所在。
新世纪以来，中国人的文化意识，已经逐渐摆脱了近百年来占据主流地位的文化激进主义思潮，代之而起的，则是一种日益增强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我的认同意识。中国当代文化的建构，亦正在经历一次奠基于“文化生命原点”的再出发。循此以进，假以时日，积厚广泽，中国文化的创造性重建和当代复兴，当可期之不远。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