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长期存在的翻译思想、翻译理论和翻译学概念含混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完全解决。中国译论史研究将学科发展史和理论发展规律有机结合，提炼出译思—译论—译学这一线索，强调三者一脉相承，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启示。近现代是中国译论发展过程中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中国译论的古今转化和现代化大抵发生于此。这一时期我国翻译思想继承了持续千年的佛经翻译和连绵不绝的民族翻译的思想财富，变得更加成熟，加之受益于西学东渐，思想愈加系统化，与此相关的译思、译论和译学三个概念也交汇于此时期。廓清三者的内在关联是中国近现代译学整合性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它的解决可在一定程度上回答学界存在的疑问。
回归历史语境
中国近现代呈现传统与现代的碰撞、西学与国学交融等特征，表现出强烈的现实功用性。这直接推动了翻译活动主体由佛经翻译转变为对西方自然、社会、人文科学论著以及小说、诗歌、戏剧等西方文学形式的译介活动。大批译论名家和译坛社团学派涌现，关于翻译研究的论争此起彼伏，“善译”说、“信达雅”“直译和意译”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近现代翻译实践中产生了许多翻译大家，他们提出了不少关于翻译的真知灼见。然而，一个普遍现象是，他们基本都是基于自身丰富的翻译实践体悟提出一些实用性的思考，从现在的学术规范和体系来看，这些思想/理论重直觉和经验，不强调形式论证和结构分析，也不强调对客观语言规范的研究，倾向于使用印象性术语。但不可否认，它们对中国当代译论产生了深刻影响。
这一时期的许多文学名家同时也是翻译大家，他们创立了各种文学社团和文艺刊物，在翻译实践和学术论争中产生了对某些翻译问题的感悟，并通过提炼总结形成了颇具学术价值的译论。除文学界以外，随着翻译话题的火热，其他领域的一些学者也跨界来谈翻译，为本学科提供了多维度的思考。与此同时，译学、翻译学的概念也出现在一些书籍、报刊上，如蒋翼振的《翻译学通论》、吴曙天的《翻译论》、林语堂的《论翻译》和黄嘉德的《译学问题商榷》。受时代条件所限，这些关于译学概念的思考未能与学科建设挂钩，但可作为我国翻译学建设的重要史料。
以当代学科建设为本
回溯译思、译论和译学三个概念首次交汇的时期，联系中国实际，提倡“再语境化”，观察概念的生成和发展。以现代科学精神为指导，采用现代科学研究手段，结合最新的研究成果对其进行分类阐释。
立足中国本位，着力构建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翻译理论研究。同时，学习借鉴西方对于相关概念的界定及研究方法。
立足翻译本体和本位原则，借助跨学科视野。根据翻译学自身的特点有意识地引入哲学、史学、传播学、文学和语言学等学科的经典或前沿理论。某些概念含糊的问题不仅存在于译界，其他学科也存在这样的困惑。通过比较借鉴，可从学科交叉处寻找解决问题的灵感和突破口。
注重概念间的承续和转化关系
应该说，译思、译论和译学是一脉相承又各有侧重的。译思可作翻译思想和翻译思考解读，翻译思考可以指人们在思考翻译活动的过程中产生的任何想法，翻译思想是关于翻译的理性化思考。从思想史看，翻译思想高于翻译理论。从理论发展史看，翻译思想是理论的养料。这两种观点皆有其理据性，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并存，以翻译思想的狭义观和广义观来解释、协调。而两种观点得出来的共同结论就是翻译思想不等于翻译理论，若取翻译思想的狭义观，翻译思想必须通过一定条件的催化方能转化为翻译理论。
译论指翻译理论。作为研究核心的译论概念，向上可溯源译论的构成元素“译思”，向下可探究译论的发展趋向“译学”。译思从碎片化上升到系统化，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经验体悟上升到归纳提炼，就大体可以称为译论了。理论具有指导和解释的作用，然理论也具有局限性，容易失之为过于抽象和玄虚。译论是译思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系统化的译思，还待实践检验与修正。
译学可以解释为翻译学问、翻译学科和翻译（科）学，取翻译科学的含义可总体涵盖这三层含义。翻译学是一门探索和揭示翻译本质和规律的科学。翻译学与翻译理论息息相关却又不能同一而论。翻译学，可泛指对一切翻译理论的研究。翻译学是翻译研究、翻译理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理论研究走向成熟的标志。翻译学的建设有赖于成体系的翻译理论，需要众多不同的理论和证据加以构筑和夯实。
以上只是尝试凭借直感经验对概念进行厘定，这些看法还有待实践的检验，在研究推进中还需探究由思成论的条件、由论达学的途径等一系列关于转化的问题，使得回答更具条理性。通过辨证论治的方式对中国近现代的翻译思想和翻译实践进行挖掘和反思，很有可能产出一些令人欣喜的成果，从而加深对翻译研究本质和规律的认识。相应地，一些译界的热点问题如“中国传统译论是翻译思想还是翻译理论”“中国最早出现的翻译理论是什么”“中国翻译科学何时得以系统建立”等，也许能迎刃而解。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史研究”（20&ZD31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