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中国哲学中的核心意义在于形体与心灵合一的生命整体。从词源学上进行考察，“身”“孕”同源，其造字本义指妇女有孕在身，由此逐渐引申出其他意义。“身”的大多义项在先秦典籍中已出现，如身体、自身、道德、我、人、生命、一生、欲望、行为、亲自等。“身”在《老子》文本中共出现23次，与之密切相关的“私”出现3次，“我”出现19次，“己”出现2次，“自”出现33次，“吾”出现22次，“心”出现10次。在老子的思想体系中，“身”具有与“道”同等重要的地位。“身”是“道”的承继、“德”的显发、生命的载体，一切意义借由“身”才得以发生。
古汉语中音同义通，《释名》：“身，伸也，可屈伸。”《说文解字》：“伸，屈伸。从人，申声。”“伸”的造字本义指人屈伸身体。由此得出人之“身”可舒张、延展，并非封闭系统，而是具有与外物通达的可能。身的延展分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横向于社会关系中延伸至家、国、天下，“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王弼注：“以身及人也……彼皆然也。”于自然关系中延伸至万物，所谓“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说文解字》：“观，谛视也”，深刻的洞察需要“身”之眼的看和心的思索。“身”之纵向延展通达天地与“道”，同时彰显内在之“德”。由于“身”的延展性，其作为中心点贯通了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的万物，“道”与天地万物因“身”而成为一体的存在。“身”上达于“道”，化归于“道”；下达于万物，万物与之共在。“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是庄子对老子关于“身”之延展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人不同于一般生物，因人之“身”具有主观能动性，可延展、通达，不断生成、开显自身的价值与意义，人之贵就在于此。
“身”不同于“体”。“身”是人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基础，是个体的生命活动，有自我意识，凡与“身”相连多指活泼泼的生命存在。死去的生命称为“遗体”，而非“身体”。“遗体”没有发展性，不具有与社会交互、与天地相合的延展性及贯通性。“身”是个体得以存在、发展、生成的基本条件，是上与天道相合，下与万物共在的基础，是一切意义得以发生的原点。“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王弼注：“不以宠辱荣患损益其身。”老子主张“贵身”，因其知晓“身”的基础性地位。“身”是道与人结合的场域，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交汇点，是自我与世界互动的中介机制。“身”不仅为自我设限，使每个人成为他自己，同时也对世界开放，与万物互感互通。人之自我意识的觉醒就是从“身”出发建构世界图式，因而老子之所以提出“道”就源于对“身”的考察。
“道”是老子哲学中的核心范畴。《说文解字》：“道，所行道也。从辵，从首。一达谓之道。”即人所走的路。“道”有两个形符，其中“辵”甲骨文作
，表示一只脚走在道路上。“首”甲骨文作
，表示头部。因而，道的造字本义与身之足部、头部相关。老子之前的“道”一般指形而下的人事之道，是人在自身生活世界中所总结、概括、升华出的道理，如《尚书·商书·太甲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只有当“道”与“天”相连时，才指超越人世、经验无法企及的神秘道理，如《尚书·商书·汤诰》：“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老子第一次超越天而将“道”独立提出且置于形而上的本体论地位。张岱年指出：“到老子，乃求天之所由生。老子认为在天以前而为天之根本的，即是道。道生于天地之先，为一切之母。”在老子的思想体系中，虽然“道”至高无上，是形而上的宇宙根源，化生万事万物，但仍与人之“身”密切相关，是老子以人的切己之“身”为中心而发出的对人类、社会、宇宙的终极性追问。
具体到《老子》文本，可从中找到佐证。“道”的提出以及所有的深刻洞见皆源于“身患”，即对“身”的忧患意识。“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高明注：“言身与患相邻，身存而患随，无身则无患，故防患当贵身。”老子将与“身”相关的祸患称为“大患”，可见其对生命的重视，以及对伤害生命的“患”的警惕。老子出于对“身患”的担忧，主张“贵身”“爱身”，暗合于轴心时代人类主体意识觉醒的浪潮，即对生命的珍重，对自身价值的肯定，在对现实处境的思考中寻求生命的觉解与超越。老子身处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诸侯以下犯上、倚强凌弱，社会早已偏离“道”。社会堕落的根源在于人性的沦丧，为了追逐名利不惜以牺牲生命为代价。老子洞察到社会祸乱的根源，对个体生命产生深深的担忧。“身”的毁灭使人丧失一切可能性，因而只有“身患”才可称“大患”，与名利财货相比，个体之“身”高于一切。“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王弼注：“尚名好高，其身必疏。贪货无厌，其身必少。得多利而亡其身，何者为病也？”为了身外之物而将生命置于不顾，这无疑是弃本逐末的行为。不过，老子的哲学追问超越了一己之“身”，而升华为普遍的人类之“身”。“身患”是人类集体性的悲剧命运，老子企图超越现实的种种非正常状态，回归自然生命的本真与美好，由此推究至“道”。人之“身”唯有“法道”才可与天地共在，与万物共荣，与他人和谐相处。
“法道”的极致便是复归婴儿、赤子的状态：“专气致柔， 能婴儿乎？”“复归于婴儿”不是简单的倒退，而是经历了“有”之后的“无”，是对“有为”与“坚强”的超越。处于这种状态下的人通体彰显“德”的光辉：“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生命的初生状态具有无限的潜能：“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柔弱代表充沛的生命力，更接近“道”之生生不息的本质，反之“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万物由初生到繁茂再到凋零，是生命不可逆的发展历程。老子并非让人退化成婴孩，而是强调人在自我精神上向婴儿状态的复归，这涉及处事态度和人生境界，如此才能达到“和之至”的生命状态。老子贵柔，但并不赞美老弱，其贵柔、不争是为了保全“身”，进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天下莫能与之争”。
老子贵柔、无为的思想与儒家刚健、进取的思想形成互补，一阴一阳、一柔一刚，共同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特性。阴阳、柔刚等相对概念皆源于《易经》，其中阴爻和阳爻两个符号代表宇宙中一切相对的性质，两种性质互相激荡得以生成万事万物。人的精神需要刚健有为，也需要柔弱谦下，如此才能保持平衡、和谐的生命状态，在一张一弛、刚柔并济中使生命圆融无碍、生机盎然。老子更强调阴性、柔弱的一面，认为如此方能容纳万物、以柔克刚，保全自我之“身”，实现生命价值，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以“身”为链接，尊重、爱护每一个人的生命，不将他人异化为工具和手段，不把他人看成与自身毫不相关的他者，而是与自身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庄子》之‘无’的美学精神研究” （17YJC72004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