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2021年，社会学界在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百年中国社会建设伟大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学理化地探索和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为社会学的新发展提供新思路，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学科智慧。
中国共产党与百年社会建设
党领导百年社会建设所取得的伟大历史成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硕成果，也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产物，有待学界予以经验总结和学理阐释。
党领导社会转型与变革。陈光金认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相伴而行。回顾中国社会学与百年党史的密切关系，是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建设、大力发展新时代新征程新阶段的中国社会学的题中之义。张文宏提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中国社会转型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丰功伟业：彻底消除绝对贫困，居民收入持续增长，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城镇化率不断提升，城乡结构不断调整；职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中高层职业的比例不断扩大，新社会阶层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居民的消费结构日益趋向合理；社会流动空间不断扩大，向上社会流动是主流。林卡认为，社会学采用阶级分析或阶层分析的视角来讨论中国的百年变迁，可以有效揭示中国社会发展各个阶段所具有的社会基础和核心驱动力。
党对农村发展具有重大历史贡献。陆益龙认为，从制度创新与变革的视角来回眸，可充分展现党领导的制度创新与变革对推动农村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意义。进入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是在党的新发展理念引导下的制度创新，随着这一战略的全面推进与实施，社会主义制度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将进一步显现。郭金丰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经验为：始终坚持党对乡村建设全面领导；始终坚持尊重农民意愿和主体地位；始终坚持把解决好民生问题放在首位；始终坚持准确把握国情农情；始终坚持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这些经验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借鉴意义。
党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关信平认为，中国共产党重视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的结合，注重社会政策体系的完整性和结构合理性，是不断优化民生保障的责任主体。李迎生提出，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等不同历史时期，党对社会政策角色的运用会根据时代的特点、具体国情的变化、解决民生方针策略的需要做出调整和改变。丁建定也提出，党在一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其社会保障政策目标定位和实践取向均呈现出显著的时代特征。吴愈晓、耿铭含认为，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教育思想与实践的重要特点。王钦池、贺丹等提出，中国共产党百年人口思想的核心在于系统回答如何在中国这样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从百年中共党史中学习社会调查经验。石英认为，重视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优良传统，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扎根人民群众的鲜明特色。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有必要从百年中共党史中学习社会调查经验，汲取认识论和方法论营养。范伟达提出，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一开始就“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进入新时期，党政机关、社会各界日益形成共识：坚持做好调查研究这篇文章，是我们的谋事之基、成事之道。
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学表达
以社会学特有的方式回应“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要命题，需要我们超越既有现代化理论的视野，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经验，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理论框架和解释逻辑。
基于中国经验创新学科理论体系。李培林认为，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中国在发展的理念、发展的动力、发展的比较优势、发展的约束条件、发展的瓶颈问题、发展的目的等一系列重大发展议题上，形成了自身的理论体系，为构建新发展社会学奠立了基础。李友梅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推动力来自人民共同体的力量。人民共同体是以制度主体、生活主体二者互相认定，以共同的根本利益、共同的道德生活与共同的政治生活为基础的社会构型方式。应建设人民社会学，以支持中国式人民共同体的学理性阐释。冯仕政认为，社会治理是当前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现实问题，迫切需要一个简约而有统摄性的理论阐述。当前中国的社会治理仍应以小治理为中心，从远期来说，则需要更加重视小治理与大治理的衔接和过渡。文军提出，为有效应对不断累积的全球不确定性发展趋势，在开展全球化理论研究时，可以尝试从“结构导向”到“关系为本”的范式转型与理论研究新路径。
以实践自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学研究。实践自觉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的社会学表达，是对文化自觉、理论自觉的有益补充。洪大用认为，增强实践自觉，要求社会学者直面中国社会的实践巨变，科学分析和总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兼具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知识体系。周黎安认为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多面向、多层次、多维度的地区增长联盟和政商综合体，为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准制度基础。吕鹏、刘学通过个案研究发现，一些企业在组织乡村公共生活的过程中形塑了所在地区“生产型治理”的特征。“生产型治理”是对中国特色治理实践的创新性概括。付伟提出，中国式的代际关系和家庭伦理是家庭经营的内在精神动力，也是理解中国现代化道路和生发本土知识体系的重要视角。
田野调查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性和复杂性对社会学调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都提出了巨大挑战。周飞舟认为，新时代要求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更加深入地把握时代脉搏，需要通过总结田野调查的发展经验，提倡继承和发展费孝通“将心比心”的田野调查，推动迈向人民的社会学的发展。刘世定提出，案例调查、田野调查涉及的看似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但能把那些在日常活动中究竟怎么做的、怎么运行的搞清楚，在学术上就可能是很重要的贡献。马戎强调，社会调查“处处是田野，人人是对象”。贺雪峰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的问题之一是缺乏经验训练所形成的经验质感。只有有了经验质感，研究者才能具备在研究中想事的能力，社会科学研究才可以防止纯粹的概念游戏。杨春宇认为，田野工作者的状态可以分为“窥视他者”“并肩而立”和“身先他者”三种，不同的参与观察模式都有机会成就优秀的民族志作品。
作为文明研究的社会学。渠敬东强调，中国社会的发展正面临着世界历史前所未有的大时代，社会学应以时代赋予的使命，将古今中外仍在发挥着活的社会演变效应的文明要素纳入到自身的视野内，以长远的眼光来审视中国与世界正在发生的一切。若要将中国的现代化探索从学理层面上升到人类根本处境的高度，创造人类文明的新形态，社会学需要开拓出全新领地，返回经典的视域。应星剖析了美国比较历史分析主流学界对马克思、韦伯等经典传统的理解方式，批评了美国学界过度化约经典理论的复杂性带来的“中层理论化”问题，并面向中国学界提出了比较历史分析再造的新起点。孙飞宇通过重返弗洛伊德的文本，力求将弗洛伊德的理论理解成为社会理论——弗洛伊德的经典精神分析是一种关于人的“灵魂”和人类文明的理论研究。翟学伟认为，训诂学及其现代延伸可为寻求中国社会的运行法则提供方法上的可操作性。
探索数字时代的社会变迁与社会研究。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与数字时代的来临高度重合。王天夫认为，当前的中国数字社会研究有着天然的优势，包括巨大的人口规模、各个领域对数字技术的广泛使用以及丰富的社会生活数据。面对历史机遇，社会学界应积极投入数字社会研究，并基于经验研究的积累，提炼新概念、促生新思想、建构新理论。梁玉成、政光景提出，算法社会转型不是单一技术领域的转型，包括了数字化程度的转型、人类与技术关系的转型、人与社会的“二重存在性”特征转型、社会规则运作方式转型和社会博弈方式转型五大方面。王宁认为，分享经济是对环境危机和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回应。数字与通信技术革命所导致的数字集市及其新型社会互动结构，则为私人财物剩余容量的日常化和规模化分享，提供了必要条件。陈氚提出，网络社会和数字社会中的社会行动表现为信息行动（社会行动以信息流的形式展开），信息行动理论为解释新社会现象提供了新视角。成伯清认为，自我与社会之间情感纽带的瓦解，是互联网时代一个突出的效应，极大影响到当代个体的自我观念与交往策略。
坚定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首届“学术中国”国际高峰论坛·经济学社会学分论坛上，国外学者普遍认同中国道路的特殊性，并强调在多元现代性视野下识别中国式现代化。艾伯特·马蒂内利提出，21世纪的世界是一个单一的体系，也是一个碎片化的世界，这要求我们必须承认并尊重通往现代化的多元路径和方式。比扬·维特罗克认为，重新审视知识体系与社会发展规律之间的关系，会增进我们对多元现代性的理解。卡琳娜·巴特雅尼提出，美国帮助拉加地区发展但令其现代化边缘化，中国却在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上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与会中国学者也进行了多角度研讨。黄平认为，中国实践不能只是一个“例外”，把社会主义实践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走在民族复兴之路上，这就很可能走出更具普遍意义的道路来。陈光金认为，社会结构是一个社会的骨架，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结构的现代化具有基础性地位。张翼展望了中国未来中长期社会现代化的趋势，认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决定了必须从中国实践中总结中国经验。吴晓刚强调，中国的经济崛起和可持续发展不仅要关注社会整合的形式框架（“硬件”系统），更要关注构成社会整合内容的人心凝聚效应（“软件”系统）。
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2021年，社会学界继续以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学科前沿议题为导向，既坚持学科基本范式，又勇于突破学科边界，探索符合实践需要的融合发展之道，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做出切实努力。
（一）心系人民 经世致用
乡村振兴与农村发展。学界围绕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衔接、数字时代的乡村发展、本土理论探索与国际对话等方面展开热议。叶敬忠认为，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既包含脱贫地区实现巩固衔接这一阶段性问题，也指向发展时代间转型这一更广泛议题。围绕这些问题，政府、学界等多元主体已经在顶层谋划、基层实践与学理诠释方面取得了丰富成果，后续的讨论应转向构建“小衔接”之上的“大转型”理论，以及相应的可操作性微观实践。周飞舟从“家”的视角出发，认为脱贫攻坚充分展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与农民关系形态，这种形态不是西方“国家—社会”关系理论下利益主体的互动和博弈，而是立国为家、化家为国的“家国一体”。王晓毅提出，持续地推动贫困地区的现代化才能保持脱贫成效，保障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进而实现从根本上扶贫的目标。王春光认为，乡村振兴是一种新社会变化，即新社会转型。其区别于先前社会转型的关键在于，它不再是过去的二分或三分格局下的社会形态转化，而是出现边界的重组、融合和再构的二元或多元融合变迁过程。邱泽奇、乔天宇提出，电商技术在乡村制造了技术门槛，但有利的乡村内部社会环境可以消解技术变革自然逻辑的消极影响，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则为数字技术红利普惠经由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落地提供了制度保障。熊万胜建立了一个解释乡村聚落形态及其区域差异的分析框架，认为乡村聚落在系统性、社区性和生活性三个进程中实现演化变迁。田毅鹏聚焦东亚乡村发展，认为东亚模式呈现了一条产业政策与社会政策双轨并进的发展路向，在政府主导、村落变迁、农民组织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黄晓春认为，党建引领已成为推动多方主体协同共治和提升基层治理体系整体治理能力的重要制度安排。党建引领对于推动服务型政府改革、引领中国社会公共性有序发展、实现治理网络全覆盖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其中蕴含着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创新的新路径。符平、卢飞认为,组织动员的多重机制重塑了贫困治理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基层政权内部关系、基层政权与乡村社会关系，而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的双重创新则激活了贫困治理的国家能力与社会潜力，共同为提升治理效能奠定了坚实基础。刘欣、田丰认为，中国城市基层党建的延展效应和有分寸的自律协调机制，能够增加在纵向协调起主导作用的制度环境下社区社会资本的生成。周尚君提出，当前对地方政府行为动因的既有解释，以“利益—权力”的技术分析代替了对制度的价值研究，无法有效说明地方政府的超经济行为逻辑，难以揭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治理绩效背后的深层机理和治理体系中的制度伦理。面对瞬息万变的风险治理格局，地方政府不仅亟须科学技术赋能，更需进一步优化价值动员机制。
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以北京师范大学互联网发展研究院发布的《数字治理发展研究报告（2021）》中所提炼的十大关键词（数字治理、平台经济、垄断与竞争、算法治理、数字劳工、元宇宙、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企业社会责任、数字健康）为参照，学界有如下重要讨论。向静林认为，数字化转型意味着社会治理走向更为精细化的方向，只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社会治理体系的其他要素深度协同融合，才能真正实现这一目标。周潇发现，数字技术虽然具有颠覆传统行业组织方式的强大力量，但是技术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仍然受到产业政策、政府监管以及行动者抗争等因素的制约。张茂元提出，分享经济及其所依托的互联网平台的发展不仅得益于互联网平台技术对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益的根本性提升，更在于其技术特性和技术应用方式所构建的技术红利共享扩大了受益群体，拓宽了新技术应用的社会基础。赵磊、韩玥认为，网约车平台跨越企业边界的科层控制既能降低企业的用工成本和风险，又能解决市场中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交易成本问题。
民生保障。郑功成概括了新时代中国民生保障的内涵，并认为应将社会保障融入国家现代化进程和共同富裕大格局之中，寻求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高质量建制、可持续发展之路。何文炯主张，在人口老龄化持续加剧的背景下，要更加重视社会保障制度的代际均衡。林闽钢认为，我国将进入共同富裕新阶段，以共同富裕为标志的社会政策时代将来临，应推动中国社会救助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关信平提出，兜底性民生建设是政府建构的最后的保障体系。杨立雄认为，实现低收入群体的共同富裕，需要大幅度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逐步缩小低收入群体与社会平均水平的差距。
共同富裕。学界从概念辨析、社会基础、实践路径等方面展开深入讨论。李培林认为，学界有必要准确把握共同富裕内涵中的“是”与“不是”。吴忠民提出，共同富裕社会的内涵在于，强调“美好生活”和较高水准的“生活品质”，看重全体人民“共同”的富裕，是一个全面发展的社会。李友梅认为，党的领导与人民团结奋斗的紧密结合，使全体人民在中国式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道路上结成了命运相依的共同体；人民共同体既构成实现共同富裕的结构保障，同时又是共同富裕的必然结果。李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需要建立在三个重要的基础条件之上：强大的经济基础、健全的制度保障、坚定的理想信念。蔡禾强调，必须强化底线公平意识，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设立兜底的福利目标。何晓斌认为，中国的共同富裕应是以县域为基础的共同富裕。
中国人口发展与治理。学界在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实施“三孩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等治理研究领域重点发力，尽快推出中国人口发展及治理的“中国解释”和“中国方案”正在成为学界共识。杜鹏、谢立黎等提出“积极老龄观”是贯穿中国共产党老龄工作的基本理念和精神内核，在其引导下，党对老龄工作的定位经历“老人问题—发展问题—全局问题”的演变，老龄政策亦从特惠转向普惠、从保基本到高质量发展。彭希哲、胡湛认为，当代中国人口治理模式已从强调实用性趋于强化包容性，人口治理结构呈现为“国家—家庭—社会”的三重均衡，这种结构是中国人口治理格局的重要特征乃至优势。吴玉韶、陆杰华等提出，我国老龄事业已实现从“老龄不是问题”到“老龄国家战略”的跨越式发展，应在科学识别中国老龄社会新形态的基础上走出一条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国特色之路。郑真真强调，回顾中国生育转变进程和主要推动力，反思政府主导的政策干预在生育转变不同阶段所发挥的作用，可充分认识低生育率时代更为错综复杂的生育影响因素，有助于把握应对低生育率的政策导向。陈卫提出，实施“三孩政策”已不是单纯的促进生育，更与改善家庭福利、促进个人发展、推动两性平等、缓解工作—家庭冲突等多元目标并重。
在中国志愿服务这一新兴研究领域，学界在注重对具体领域志愿服务进行学理研究的同时，致力于探讨志愿服务作为道德实践活动，如何助力我国重大发展战略、如何与社会治理结合。
（二）深耕学科 守正创新
在古今中西的交汇处构建中国社会理论。除了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回应之外，中国社会理论的构建努力主要体现为向经典文本和历史深处的探究。在韦伯、涂尔干、齐美尔等西方思想研究方面，学者们日趋强调对“中国语境”的重视，力求立足中国问题意识，探索西方经典理论的当代社会意义。在经史传统挖掘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周飞舟关于“一本一体”的讨论。文章从中国传统的家庭理论入手，以费孝通提出的“反馈模式”为切入点，强调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是“一体本位”而非“个体本位”，深刻洞见到中国社会转型的根本取决于这种深层的社会意识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结构的转型。周晓虹则借助“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料）”，厘清了将“口述史作为方法”何以可能及何以可为的理路，为口述史的发展奠定了方法论基础，具有深远意义。
探索方法创新与应用。在大数据时代的方法创新上，胡安宁、吴晓刚、陈云松强调，以算法为导向的新兴分析手段可以克服模型形式和变量选择的限制，帮助研究者勾勒出异质性处理效应的经验分布并探索该异质性的决定因素。罗家德、高馨、周涛等以人脉圈层研究为例，在理论、数据挖掘、回归模型和分类预测模型及其解释工具的对话中，展示了大数据与结构化数据整合的研究范式是社会科学理论导引下的大数据研究方法论的实践。在质性研究方法的反思上，张静提出，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社会学解析逻辑，结构分析深入历史经验现象，完成了从系统演绎到事实证明的转向，有新的生命力。赵鼎新认为，差异性发问对质性社会学至关重要，质性社会学家应就差异性发问的特点和发问艺术进行系统探讨。
交叉学科研究精彩纷呈。金融社会学聚焦金融化、国家金融风险与金融治理、家庭金融行为和金融素养、社会影响力金融研究等议题。艾云和向静林将当代前沿信息技术的新特征与中国国家治理的结构特征结合，构建了金融风险治理的多层政府行为分析框架。郑路提出，传统家庭观念（养儿防老等）会削弱居民的金融信任，减少居民对金融信息的关注，不利于居民金融素养的提升，进而降低其商业养老保险参与度。李国武等主编出版了国内首部系统分析社会影响力金融的研究报告。医学社会学、医学人类学领域凸显了研究的交叉、前沿性。余成普借鉴职业社会学的管辖权理论，分析了大规模医疗援助中的医生分工模式，展现了危机情境中医生管辖权边界的流动与韧性。程瑜和李海燕认为，医学人文化、STS、社会照护将成为中国医学人类学发展的三大方向。景军和陈斌主编的《健康人类学文选》从医学多元性、生育制度、带病生存、医患关系、长者安康、临终关怀以及医疗家庭主义等视角揭示了我国医疗社会生态持续面临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劳工社会学领域对平台劳动、数字劳动的劳动体制、劳动者权益保护等展开深入讨论；在跨学科交叉的层面，劳工研究与移民研究、性别研究、传播研究等进一步融合。
积极推进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大势所趋，是“将政治话语转化为学术话语”“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关键所在。《中国社会科学报》社会学版组织了相关讨论。张浩、王春光、杨典分别以费孝通的农村发展研究、陆学艺的学术生涯、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转型”理论为例，呈现了三位学者在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融合方面的示范性作用。编辑部也约请青年学者分享自己的研习体会，呈现了鲜明且较具启发性的观点。李英飞提出，好的经验作品，往往出自理论家或具有某种理论风格的学者之手。经验研究中的理论研究，其研究路径不是对纯粹理论研究的否定，也不是对归纳描述性研究和理论应用分析性研究的贬抑，而是试图在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之间构建若干通途，以达到融合发展的目的。杜月认为，在研究过程中有两个比较困难的问题：一是如何防止抽象的想象覆盖鲜活的田野材料，二是如何根据理论做出对于经验研究的总体判断。对第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包括以现实中的真问题作为起始点、理论与经验反复修正、培养和依靠常识感。但对第二个问题的解决则需要依靠来自于经典理论潜移默化的影响。王迪提醒，在透过经验资料提炼理论的过程中，有三种存在风险的现象值得商榷：“快用理论”“泛用理论”“错用理论”。研究者要避免从经验到理论的风险，须在价值层面保持客观与开放、在阅读层面尽力延伸与扩展、在经验层面持续贴近与深入、在分析层面把握节奏与幅度。丁惠平则以公共危机治理共同体语境下的社会组织为例，强调应以经验为中介，链接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实现三者的闭环运作。
限于篇幅，年度优秀成果难以尽现。惟愿新年再续华章！
（执笔：王宁、刘翔英、李凌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