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领域，国际中文教育事业自21世纪以来蓬勃发展，国际中文教材建设也取得瞩目成就。但是，这一领域仍需踵武前贤，踔厉奋发，开拓创新。

　　国际中文教材建设成绩显著

　　我们通过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等六家重要出版社2020年宣传册、教育部中外语言合作交流中心的赠书网，共搜集到1380余种国际中文教材。经过对这些教材及其附属资源的分析，并与其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比较，发现国际中文教材建设近20年所取得的成就大致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教材种类多样化。国际中文教材可以从多个角度和多个层次进行分类，足见其体系已比较成熟，种类日益丰富。其一级分类就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如根据主要功能分为主干类和辅助类；根据媒介语分为无媒介语类、单媒介语类、多媒介语类；根据适用年龄分为成人类、非成人类；根据适用区域分为非目的语境类、目的语境类；根据媒介物分为传统媒介类、数字媒介类；等等。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分出二级和三级次类，如主干类包括通用类和专用类，辅助类包括读物类、辞书类、应试类等。

　　第二，专用教材精细化。专用类教材已覆盖商务、科技、医学、旅游、法律、历史、哲学、艺术、政治、外交、公务、航空等十几个领域，其中商务类比例高达65%，其次是科技类和医学类，二者大约各占12%。

　　第三，教学对象分众化。以往国际中文教材的适用人群基本是成人，随着学习者呈低龄化的发展趋势，非成人类教材作为新的层级得到逐步扩展。成人类教材占教材总量的87%；非成人类教材已占13%（174种），其中小学类最多（6%），另有初中类、高中类、幼儿类等。

　　第四，教学语境当地化。从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末，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教授的领域被称作“对外汉语教学”，主要是在中国境内开展，可称作目的语环境下的中文教学。而目前国际中文教育已扩展到世界各地，即所谓的非目的语环境下的中文教学，由于缺少中文环境，教学内容和方法、学生的学习策略等存在很大差异。为此，近年来国际中文教材在当地化、国别化和语别化方面着力颇多，如非目的语境类教材达到教材总量的20%；有媒介语类教材（59%）比无媒介语类教材的比例略高，已涉及67种语言。

　　第五，教育技术信息化。国际中文教材的媒介物种类正在不断增加，配套资源也在日益完善。很多教材在传统媒介物方面进行了扩展，除了基本“三件套”（课本、教师用书、练习册），还增加了卡片、挂图、测试手册、含音视频材料的光盘，一些教材还提供点读功能、在线音视频资料、小游戏等。少数教材为应对教育技术的信息化及伴随而来的教育理念的革新，已建成初具规模的数字资源App或在线学习平台，如《长城汉语》和《快乐汉语》（第二版）。

　　仍有待解决的问题

　　国际中文教材研发工作取得的成就，为提升我国在世界第二语言教育领域的国际话语权、扩大中文及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这项工作仍存在以下突出问题。

　　从总体布局来看，各类教材所占比例差距明显。占绝大多数的教材类型是成人类的、传统媒介类的、目的语境类的，而非成人类的、非目的语境类的、多媒介语类的教材无论是数量还是所占比例都非常少。

　　专用类教材建设普遍与快速增长的需求不相适应。例如，2016年我国境外企业聘用外方员工达150万人，这个数字是2014年的1.8倍，而全球有70多所孔子学院已形成中医、商务、武术、艺术、学术研究、职业培训等方面的教学特色或研究特色。然而，专用类教材的总量仅有122种，平均一个领域不足10种教材。而且专用类教材在各领域的分布也严重失衡，旅游、法律、政治、外交等教材占比合计不足12%，且未见到艺术类、体育类、农业类、交通类等体现中国文化特色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教材。

　　非成人类教材建设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全球已有1172个孔子课堂，开设中文课程的中小学校是高等教育机构的8倍，有70多个国家还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但非成人类教材不仅数量少，在各年龄层次的分布也不均衡，且读物类、辞书类辅助教材也不丰富。

　　非目的语境类教材内部各个次类的比例差距也很明显，全球类（62.0%）过高，而国别类、语区类、地区类均偏低。以英语为媒介语的教材几乎占有媒介语类教材的40%，在单媒介语类教材中更是达到82%。针对一些区域通用语的国际中文教材稀缺，如斯瓦希里语、泰米尔语等。

　　数字媒介类教材占教材总量的比例仍极小，不足2%。即使既有教材已建成数字化平台，其师生或生生互动的功能、针对学习者的学习风格等特点提供智能化服务的能力也非常有限，而且未能将图表、图片、动画、歌曲、音频、视频等多模态资源与汉语汉字和中国文化的教学有机融合，对一些新的教学和学习理念的运用也有待深化。

　　加强建设的有效措施

　　为提升中文的国际话语权，更加生动、立体、全面地展示中国形象，国际中文教材资源建设必须在以下方面主动作为，合理规划布局，精确研发目标，提高中文教学效率和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能力。

　　一是加强领导，制定宏观发展规划。政府相关部门须从全局出发，充分认识国际中文教材资源建设在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中的重要地位，明确职责、密切配合，重视顶层设计和规划落实，全面提升国际中文教材资源建设的效能。有关高校、科研院所应将学术使命与社会责任紧密结合，不仅着眼于国际中文教材的微观研究，还要关注国际二语教育及教材资源研发趋势等中观层面的动态、我国经济文化政策等宏观层面的需求，积极参与教材研发实践。出版社等机构应利用行业优势，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结合，通过中外合作研发、版权输出等方式，全方位提高国际中文教材的质量和向海外推介的能力。

　　二是健全各类专用教材体系。从宽泛的角度来看，专用类教材实际上涉及“中国文化”所涵盖的方方面面——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医学、法制、教育、体育等。这类教材至少包括三个教学层次：中小学的学科类国际中文教材、大学的专业类国际中文教材、成人的职业类国际中文教材。应充分发挥专用中文教材作为中华优秀文化重要传播渠道的功能，从多个领域、多个角度、多个层次呈现当代中国的建设成就和文化价值观念。

　　三是加快布局未成年人教材。未成年学习者不仅是推动中文和中国文化走向广阔国际舞台的一支重要力量，更是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者，但各年龄段学习者在生理心理、认知方式、学习风格、学习动机等方面的差异性也非常明显。要扩大知华、友华、爱华的朋友圈，就应未雨绸缪，根据未成年学习者的具体需求，研发多语种、多层次、多类型的国际中文教材及快捷智能的数字资源。

　　四是精心打造区域国别教材。研发区域国别教材的目的，是根据不同区域、不同国家学习者的特点和当地的政治、经济、社会特征，为其“量身定做”相应的教材，以提高教师教学的针对性，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应鼓励国别类、语区类、地区类教材的研发，在媒介语的选择上不仅考虑将其作为母语或第一语言的人数，还应全面考察其他社会因素，如学习者的母语在其国内和国际的影响力、当地的教育政策、学制学时设置等。

　　五是营造中文生活智能空间。《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将“推动语言文字信息化技术创新发展”“加强语言文化国际交流与传播”作为国家语言文字事业的主要任务。而《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也提出要“使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走在世界前列，发挥全球引领作用”。国际中文教材建设理当体现鲜明的时代特征，博采多种教育理念之长，积极探索非目的语境下、“互联网+”条件下的新型教学模式。

　　在我国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但国际新形势带来新挑战的背景下，国际中文教材建设唯有云程发轫、笃行不怠，全面贴合国际中文教育需求，积极推进汉语汉字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信息化表达，才能进一步增强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中国形象的亲和力，为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生福祉营造更为有利的外部舆论环境。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