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观点，被公认为传统史学之极则。钱穆称之为“史学家所要追寻的一个最高境界，亦可说是一种历史哲学”。但史公三句中“究天人之际”一语的确指究竟何在并不明确。对此，钱先生认为：“所谓‘天人之际’者，‘人事’和‘天道’中间应有一分际，要到什么地方才是我们人事所不能为力，而必待之‘天道’，这一问题极重要。”他将“际”字明确对应为“分际”之“际”。我们认为钱先生的思路是正确的，事实上也已经把理解“究天人之际”句义的关键线索指出。但其中仍有未发之覆，今试略论之。

　　后世多以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全为史公独创，实则前人就有类似的说法。《史记·儒林列传》载公孙弘奏曰：“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此处，“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二句极类似，其渊源关系是显见的。那么“明天人分际”是什么意思呢？《汉书·儒林传》亦载有公孙弘这一奏折。幸运的是，彼处“分际”之“分”有“师古曰”一则，保留了其读音：“‘分’音扶问反。”

　　检《广韵·文韵》“分”小韵：“分，赋也，施也，与也，《说文》：‘别也。’府文切。”《问韵》“分”小韵：“分，分剂，扶问切。又方文切。”按照颜师古注音，此处“分际”之“分”乃去声问韵之“分”。我们认为颜师古的看法是正确的，这一点可以从下列文献得到印证。《文子·上义》：“凡学者能明于天人之分，通于治乱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见其终始，反于虚无，可谓达矣。”《淮南子·泰族训》：“凡学者能明于天人之分，通于治乱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见其终始，可谓知略矣。”二条中“分”字皆应读去声，意为“职分”。《文子》一句下文有“守职明分”一语，义尤显豁。至于《淮南子》一则，后文分别讲“天之所为”“人之所为”，可知其“明于天人之分”的“分”也是“职分”之“分”，即“所为”也。这两则材料中的“明于天人之分，通于治乱之本”显然对应于公孙弘奏折中的“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可知颜师古对“分际”之“分”音义的理解由来有自。

　　循着这一线索，再来看《淮南子》与《文子》“天人之分”的说法，文献中相关材料就更多了。翻检所及，最早的用例是出土文献郭店楚简《穷达以时》：“有天有人，天人有分。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此处之“分”，庞朴曰：“本句与下面两句的‘分’皆读去声，用如名分、职分之‘分’。”庞说是也，并已获得大多数学者的认同。此句意为“只有明察天人各自的职分，才知道应该怎样做”。另外，传世文献《荀子·天论》篇中有著名的“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的说法。其中，“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一句，杨倞注曰：“知在人不在天，斯为至人”，乃撮述其义而非训诂。考之上下文，此处“天人之分”的“分”，亦“职分”义。梁启雄《荀子简释》引《礼记·礼运注》曰：“分，犹职也。”是也。荀子认为天有“天职”，人有“人职”，各安其分，所以《天论》篇下文即言“唯圣人为不求知天”。章诗同进一步注释曰“‘天人之分’，自然和人事的分际”，将“分”字直接对应于汉人的“分际”。

　　“际”，界也。汉人所言“分际”之“际”，是对战国以来“天人之分”中“分（职分）”之语义的进一步补足。相对而言，“分”偏重于人之作为的边界而不表述与他物的关系；“际”则指物各有其边界但又指向会合。《说文·阜部》：“际，壁会也。”段玉裁注曰：“两墙相合之缝也。”要之，“分”“际” 核心义素皆为“边界”，但“际”更多了一层基于界限而相接的内涵。由此可以看出，汉人于战国以来“天人之分” 一语后加“际”字，背后反映的是其致力于沟通天人的思想趋向。

　　从“学”一方面而言，继秦焚书坑儒之后，汉初儒术又兴，其中主流即学者所谓的“汉有一种天人之学”。这一股潮流终至于“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隋书·经籍志》“纬书”类小序曰：“先王恐其惑人，秘而不传。说者又云，孔子既叙六经，以明天人之道。”其中，“说者”所云一句，是在叙述谶纬之源，指纬书所出的“前汉”时代说经者之言。其论“孔子既叙六经，以明天人之道”，是说在西汉谶纬学家看来如此；“表章六经”者，其大旨也就是“明天人之道”，亦即“天人之学”。这是汉代儒家经学的主干。从“政”一方面而言，据《汉书·公孙弘传》，元光五年汉武帝策诏诸儒曰：“子大夫修先圣之术，明君臣之义，讲论洽闻，有声乎当世，敢问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公孙弘在奉此对策中被汉武帝“擢为第一”。但他在此次对策中并未纵论天人，至其得用为学官，“悼道之郁滞”，乃请曰：“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这就是本文开头所引“天人分际”说法之所自出。我们认为，此数句虽载于公孙弘奏折，但其反映的恐非其个人意见而是来自汉武帝的意志。事实上，只需一观前引“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即可知无论是“天人之道”还是“天人分际”，汉武帝一朝政治话语中的“天人”，其端皆在于天子的主动倡导。

　　要言之，以政统学，诏书律令者乃“明天人分际”；以学论政，“六经”之叙乃“明天人之道”。由此再来反观太史公之著史，据其《自序》：“拾遗补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五帝本纪》：“百家言多不雅驯。”《孔子世家》：“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刘咸炘据此总结史公之意曰：“信《六艺》，表孔子，正百家。”史公之作可谓与汉武帝一朝“表章六经”以“明天人分际”的政学两界主流思想完全一致。

　　如前所论，“际”与“分”有微妙的不同，前者有基于界限而相接的内涵。故史公于“天人分际”的说法中，不采“分”字而专言“天人之际”，进一步反映出他对自己所处时代主流思想的把握。而“封禅”大典，即“天人之际”之大者，亦为汉武帝一朝政学话语荟萃之极。对于这一大典的意义，《史记》收司马相如《封禅颂》有云：“天人之际已交，上下相发允答。”结合我们的整个分析，可知所谓“天人之际已交”，其内在思想意蕴在于，天子（汉武帝）的作为合于其“职分”而达到天人“界际”之极，乃可得以上“交”于天，此即汉人心目中“天人合一”的中心要义。对这一层，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自然也是心知肚明，所以当他不能参与“封禅”大典的时候，甚至“发愤且卒”，因以托付“究天人之际”的修史重任于其子司马迁。司马迁即踵其事而完成《史记》这部史学巨著。

　　（本文获东华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2232019H—02）资助）

　　（作者单位：东华大学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