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政治史、社会史和经济史范畴内，国际学术界已经对殖民主义造成的负面影响进行了详尽研究，内容包括对殖民地传统社会结构和经济秩序的破坏、当地民众遭受的社会压迫等。具体到东南亚殖民主义史，研究者大多认为欧洲殖民者造成了当地社会经济动荡、文明断裂和社会秩序紊乱。从环境史视角看，欧洲殖民者在殖民地进行的资源开发使他们攫取了巨额财富，却是以当地不可逆转的生态恶化为代价的。东南亚种植园模式造成的环境灾难就是典型例证。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认为，16世纪后，欧洲殖民主义开始扩张，一个全球性的经济交换网络逐渐形成，欧洲居于这个体系的中心，处于边缘地带的殖民地则充当了单一性地流向中心的原料场地。当西属拉美独立运动如火如荼、大英帝国范围内的奴隶贸易被废除后，一向垂涎于热带商品的英国、法国与荷兰开始从美洲退却，并将扩张的触角伸向亚洲热带地区，东南亚成为最佳的资本投资场所。1830—1929年，他们在东南亚殖民地开发了一种全新的、以“单一化种植”为特征的种植园农业生产方式。这种模式使当地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附性增强，人与自然的关系逐渐失衡，改变了当地原有的生态结构。
第一，从贸易掠夺到经济作物种植。欧洲殖民者对东南亚殖民地种植园的开发，意味着从直接的贸易掠夺转变为经济作物种植。中世纪以后，西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代替了封建生产方式，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不断刺激城市贵族和商人向“神秘的东方”寻找资源，以胡椒、肉豆蔻和丁香为主的香料贸易占据早期欧洲与东南亚贸易关系的核心地位。1513—1530年，仅葡萄牙运往欧洲的丁香就高达30吨、肉豆蔻约10吨，主宰着欧洲市场。据汤姆·皮尔逊估计，葡萄牙人通过海上香料贸易获利一度高达260%，即使到16世纪上半叶，其从事胡椒贸易的净利润也在89%至152%之间。16世纪，东南亚胡椒出口总量为5000吨，大多来自爪哇西部、苏门答腊中部和马来亚东部。17世纪之后，荷兰、英国和法国东印度公司竞相在东南亚设立贸易据点，试图垄断香料贸易。1621年，欧洲市场的东南亚胡椒进口额升至720万磅。17世纪70年代，仅苏门答腊运往欧洲的胡椒就达到了1400万磅，1670年至1690年间东南亚香料出口数量再度达到顶峰。
17世纪，英国与荷兰激烈争夺香料贸易的独占权，甚至因此发生了“安汶惨案”。这实质上是在争夺东南亚的自然生态空间，导致东南亚森林遭受破坏。荷兰采取“废掉香料森林”的做法，1621年下令将摩鹿加群岛上的香料树全部砍掉，以达到在其他岛屿控制生产和贸易的目的。
为了扩大利润和满足欧洲市场源源不断的需求，欧洲殖民者不再满足于直接掠夺式的香料贸易，开始尝试在当地进行种植生产，东南亚殖民地经济作物种植园逐渐兴起。17世纪中叶开始，荷兰东印度公司通过支持当政者获得了大量耕地，1656年在安德拿岛强迫土著种植12万棵肉豆蔻树，并在安汶岛实施丁香集中种植制度。明古鲁岛的英国殖民者采取强迫种植的方法，下令土著男子铲除森林，开辟胡椒园，种植和采摘工作则由妇女完成，1800年，东南亚胡椒出口量猛增至1.5万吨。此外，暹罗和越南开始种植蔗糖，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707年将咖啡引入爪哇的井里汶，西班牙殖民者则在菲律宾种植烟草和蔗糖。1830年，荷兰东印度总督格拉夫·范·登·博斯在爪哇重新实施强迫种植制度，爪哇最终形成了以私人资本、土地和劳动力为特征的蔗糖种植园体系。22家欧洲蔗糖制造商与殖民政府签订合同，引进了欧洲先进的生产技术，殖民政府也以劳工合同的方式将当地的劳动力束缚在公有土地上。
第二，从经济作物到大宗商品作物。19世纪中叶后，欧美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和消费市场对大宗商品的需求骤增，加上轮船、铁路交通方式的革新，刺激东南亚种植园进入发展高潮。虽然东南亚的胡椒产量在19世纪仍有所增加，但到1870年，早期占据较大种植比重的丁香和肉豆蔻已经大大减少。此时的东南亚种植园主要为工业资本市场提供多年生植物，椰子、咖啡、茶叶、金鸡纳、可可、橡胶和油棕接连成为主要作物。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威廉姆·麦克拉伦所说，最初吸引欧洲到东方的香料生产仍是个“本土产业”，1870年后这一现象已经完全被吸引了欧洲资本经济的大宗商品取代。
从1850年起，英国社会学家本杰明·基德、美国地理学家埃尔斯沃斯·亨廷顿都鼓吹欧洲殖民者向热带东南亚扩张。为防止热带流行疫病造成“白人退化”、在热带地区建立定居型殖民地，欧洲殖民者将金鸡纳跨大洲引种至东南亚，缅甸、马来亚、苏门答腊等地金鸡纳种植园数量骤增。此后，当金鸡纳种植面临窘境后，欧洲资本又先后投入到了咖啡和茶叶种植的狂热中。1884—1899年，印度和锡兰的茶叶出口量占世界茶叶出口的比例从17%增加到52%，到1915年，爪哇茶叶种植园数量达286个，甚至建立了最大的茶厂——塔纳拉马拉巴尔茶厂，万隆还设置有茶叶专家办公室。
20世纪初，欧美进入汽车工业时代，导致橡胶需求增长，英国皇家植物园先后四次组织团队深入南美洲搜集橡胶种子，经培育后分发到锡兰、马来亚等地，西方资本公司转而在殖民地建立大量橡胶种植园。在兴盛时期，东南亚种植园的数量达数万个。1905—1924年，东南亚橡胶在世界橡胶产量中所占比重由6.8%上升到了93.2%，橡胶耕地从13.2万英亩增加到485.4万英亩，仅马来联邦地区的橡胶种植园就有300个，西方资本投资额约为5000亿美元。总体来看，东南亚的咖啡、茶叶、金鸡纳和橡胶占欧洲市场份额70%以上。
欧洲在东南亚种植园发展过程中建立了自由土地租赁制度，荷属东印度《土地法》规定政府将未开垦的土地以租赁形式租给种植园主，租期为75年。东南亚耕地面积从1850年的3.3%增至1929年的8.4%。此外，19世纪末，英国、荷兰等国相继颁布一系列移民条例，支撑起东南亚种植园的泰米尔苦力制度开始形成。1830—1929年，大约200万印度劳工被运往东南亚各地从事劳动。
第三，单一制种植园造成生态变迁。这种商品化的种植园模式直接引起了东南亚生态结构的变化，东南亚原本以森林、荒野和沼泽为主的生态系统转变成以人类干预自然为特征的农业生态系统。这首先体现在自然层面，森林大量砍伐，植被破坏严重，形成“整齐划一、有序排列”的种植园自然景观。1850—1930年，东南亚的森林覆盖率从85.3%减少到73.2%。种植园的清洁除草制度造成土壤侵蚀加重，欧洲殖民者向殖民地引进大量的巴黎绿、硫酸铜、杀虫剂等，造成土壤腐殖质减少和肥力下降。为保障种植园生产，欧洲种植园主射杀大型野生动物，造成生物多样性减少，一位名为托马斯·罗杰斯的种植园主亲自射杀了1500头大象，曼谷地区每年都有300只老虎被射杀，马来亚的野牛尤其受到捕猎者的青睐。
从社会层面而言，东南亚当地的土著民众被剥夺了土地所有权，成为依附于种植园的劳动力，甚至不得不随着新的种植园而迁往恶劣的森林荒野。橡胶种植园卫生条件恶劣，肮脏的厕所污染水井，清洁饮用水供应不足，住房拥挤使天花、痢疾、麻疹等迅速蔓延，劳工必须忍受各种“热带病”的困扰和恶劣的卫生条件，这实质上是一种生态非正义。1906年，森美兰州的劳工死亡率为27.66%，印度支那每名工人平均每年患疟疾6次。长远来看，战后东南亚民族独立国家无法摆脱这种单一化的种植园模式，工业化转型极其困难，不得不采取继续为欧美市场提供原料的发展方式。20世纪70年代，东南亚甚至被称为“经济奇迹和环境崩溃的年代”。
将环境维度嵌入传统的殖民主义史研究，有利于更加全面地理解和研究殖民主义。欧洲殖民国家借助种植园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塑造新的生态结构，正如理查德·德雷顿认为，帝国主义是一场扩张生态系统的运动，一种在大自然中“存活”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东南亚当前面临的生态危机的根源之一。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