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文献历经数千年文化积淀，是中国人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等领域系统性、深层次的认识，也是中国智慧与人类生存之道的书写呈现，承载了中国人的知识、价值和方法论，凝聚着人际共在与合作的哲学理性。经过明末清初来华的耶稣会士、清代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和近现代海内外汉学家的不断努力，中国哲学文献的西语翻译成为传播中国智慧、建构人类理性的一股清流并延续至今，史称“中学西传”。在近代翻译促成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上，晚清名士辜鸿铭就是“中学西传”的典型代表。然而，由于19世纪以后中西关系的逆转，在文化交流方面人们倾向于关注“西学东渐”，而对“中学西传”趋于淡忘，对辜鸿铭在翻译中华文化经典方面作出的贡献也有所忽视。在当今语境下，总结并反思中哲西译和中西哲学对话的历史，参考和借鉴辜鸿铭当年的一些翻译做法，对于促进中华文化走出去是有一定助益的。
一百多年前，辜鸿铭在其《中庸》英译本的序言中表达了《中庸》是中华智慧之书，其英译是为了便于欧美人了解中国文化之“道”，培养道德责任感。有人据此认为，辜鸿铭的翻译目的在于弘扬中国文化，呈现中国良好形象。实际上，辜鸿铭的真正意图在于救世。他翻译《中庸》（1906）、《论语》（1898）的着眼点是全人类。他认为《论语》的翻译，其核心在君子之仁，也是西人所缺失之道德。他说：“孔子六经之所谓道者，君子之道也。世必有君子之道，然后人知相让。若世无君子之道，人不知相让，则饮食之间狱讼兴焉，樽俎之地矛戈生焉。余谓教之有无，关乎人类之存灭盖于此也。”显然，辜鸿铭翻译中国经典的关注点在于全人类的文明教化。之所以推崇中国文化，是因为他试图依据儒家文化设计一种理想的道德人格，并将其推广到全世界，重建人类道德伦理秩序。辜鸿铭在翻译中国哲学经典时，力图将其中包含的道德价值译介到西方文化之中，以力劝西方社会接受仁爱道德文明，放弃枪炮暴力文明。虽然“四书五经”之前已有翻译，但辜鸿铭认为西方传教士的翻译并不准确，甚至有误读之嫌。出于对前人翻译中国经典的否定性评价和纠错意图，辜鸿铭进行了重译。辜鸿铭对中国经典跨语言阅读障碍的充分了解，以及他为目的语读者减轻阅读理解困难而进行的努力，可以从《论语》翻译中的价值连贯性、价值普遍性和弥合差异三个方面进行典型性考察。
寻找价值连贯性
《论语》虽说是语录体文集，各个部分之间看似分散凌乱，但主题上集中体现了儒家仁学和人文教化等观念，其宣扬的价值观是一个自足完备的统一体。这一点对中国读者已成共识，但从翻译的跨语言理解来看并非如此。首先，《论语》中除了孔子本人的话语之外，还包括曾子、有子、子夏、子贡、子游、子张等不同的声音，这对西方读者来说价值连贯性是有问题的。其次，《论语》提及的中国古代不同的地名、人名等专名术语，对中国读者而言一则提示其历史背景，二则增加其语体上的丰富感。但是，对西方读者而言却是一头雾水，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他们的阅读兴趣。
西方译家如理雅各与威利等，用施莱尔马赫的话说，都想从中国人的视角理解和表述《论语》。然而，这种贴近字面的翻译根本无法解决跨语言交际的连贯性问题。辜鸿铭则不同，他不但能作为一个中国人体会到原作的价值连贯性，同时能深悟英语读者的阅读倾向。他首先把自己当做一个受过教育的英国人，一个典型的目的语读者，从而用他们的语言来表述《论语》。为了让一般英语读者都能顺畅地阅读，弄懂其中的含义并感受其文体特征，辜鸿铭将原文中影响受众阅读的人名地名等专有名称统统隐去，避免影响原文本义。在辜鸿铭看来，与其说让西方读者迷惑不解，读来无趣，不如将原文要旨完整呈现给他们，让他们能够便捷地领略并理解中国儒家的价值观体系。
发掘价值普遍性
斯坦纳说过，翻译是一个神奇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统一性和多样性同时在起作用。一方面，所有的翻译都试图消除多样性，将不同的世界图景组织到一个统一体当中；另一方面，翻译又试图创造多样性，把一种话语的意义用另一种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辜鸿铭翻译《论语》就是这样一个过程。《论语》当中体现孔子价值观的概念，如天道、仁、礼、忠孝、智勇、中庸、学思、性、习等，虽然是中国经验的产物，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对自我的认识等价值关注却具有人类的普遍性，这也是跨语言理解的基础。
辜鸿铭认为儒家宣扬“内圣外王”，是真正的文明教化，可以通过翻译之桥弥补西方缺失。对表达价值观的中国概念，凡是英语没有对应的，辜鸿铭都采用解释的策略，尽力保留原文价值观。例如，《论语》第一章第二节提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仁之本与”，文中“孝”指子女对父母的敬爱与恭顺，“悌”指子女之间的友好亲善。而另外一个上位概念“仁”，则是儒家的道德本源性概念。辜鸿铭认为，英语虽无对应概念，人与人的亲和关系却是普遍性价值。所以，在解释这三个概念的时候，分别使用good son、good citizen 和moral life。与原文相比，其中对“悌”的翻译已经有了意义上的变化。这主要是考虑到英语文化中兄弟姐妹之间的人伦关系和中国文化有明显不同，所以中国的悌不属于普遍性价值。但是，如果将其泛化，进行上位词追溯，则可以找到普遍性。而“仁”在英语文化中，从其价值典型性来看，可以包含在公民道德之中。
弥合差异
中西文化最重要的差异在于对人性的认识。西方主流文化倾向于承认人性本恶，而且与生俱来，并通过社会契约与之共存。而中国传统文化则认为，人性之恶是后天习染的，而通过道德教化，人可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业。
辜鸿铭看到了中西文化差异，更重要的是他始终认为，功利主义是人类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所面临的共同困境，因此要重建人类道德秩序，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是一剂良药，而向西方翻译传播儒家经典文献正是出于这样的动机。辜鸿铭翻译的中国哲学经典并不多，但都是经过精挑细选。“四书五经”当中，之所以选择《大学》《中庸》和《论语》，是因为这三部著作足以说明中国人的道德文明和仁爱精神。辜鸿铭将《中庸》翻译为The Universal Order or Conduct of Life（人生之道或普遍法则），而不是亦步亦趋地寻求字面对应，就是要点出“中庸”之道的价值之所在。这明显带有一种阐释的努力，把西方人的阅读状态和儒家思想的人生智慧结合起来了。在翻译《论语》的时候，他也是力求站在西方读者的角度理解孔子的话语，可以说是对中西价值差异的一种弥合。
辜鸿铭的翻译，让中国的智慧和价值在英语世界获得了普遍意义，是明末清初“中学西传”的延续。反思和总结辜鸿铭在翻译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上所作的贡献，尽力消除跨语言理解的障碍，有利于推动中国文化通过翻译之桥不断走向世界。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哲学核心概念跨语言表述的意义建构研究”（16BZX05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