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诗歌英译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英译活动不仅促进了李白诗歌的经典化，而且推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受赞助人因素的影响，李白诗歌的英译本在翻译选材、翻译策略、翻译风格等方面具有不同的特点。汉学家杜博妮（B. S. McDougall）在专著《现代中国翻译领域》（Translation Zones in Modern China）中指出，中国文学外译有四种类型：一是学术翻译，指在以大学出版社为主的出版机构赞助下译介出版的中国文学作品；二是国家翻译，指中国外文局等国家级出版机构主持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三是商业翻译，指商业出版机构主持译介的中国文学作品，譬如企鹅出版社等；四是个人翻译，指译者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等自身原因选择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四种类型分别展现了不同赞助人对翻译过程的影响作用。
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菲弗尔（A. Lefevere）曾指出，赞助人指“促进或阻止文学阅读、写作或改写的各种权力（人或机构），譬如宗教集团、阶级力量、政府部门、出版社、传媒机构，还可以是个人的势力”。不同的赞助人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和翻译动机，学术赞助人以学术探究为目的，国家赞助人以宣传国家文化、构建国家形象为宗旨，商业赞助人以追求市场效益为目标，个人赞助人则主要取决于个人的喜好，有很大的灵活性。李白诗歌英译受到不同赞助人的影响。通过分析不同赞助人对译者以及译本生产产生的影响，可有助于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外译的优化路径。
赞助人背景影响译文呈现
英国著名汉学家亚瑟·韦利（A. Waley）对李白及其诗歌的译介属于学术翻译。早在1919年，在大英博物馆东方部工作的韦利发表论文《诗人李白》（The Poet Li Po），以译研结合的方式介绍了李白的诗歌风格，并翻译了李白的23首诗歌，其中9首为含有“酒”的诗歌。受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思想和道德观念的影响，韦利对李白的态度比较消极。在《李白的诗歌与生平》（The Poetry and Career of Li Po）中，韦利指出李白是一个“自吹自擂、冷酷无情、挥霍放荡、不负责任、胡言乱语”的人。在翻译过程中，韦利参考了大量宋代贬斥李白的资料，赞同王安石对李白的评价，认为李白的诗歌十有八九描述酒和女人。韦利肯定李白的诗才，但又认为李白长篇诗歌的结构很糟糕。译本中，韦利主要采用直译的翻译策略，运用散文的形式英译李白的诗歌，诗句之间没有押韵。此外，韦利还将李白的乐府诗，譬如《远别离》等译为短文。
美国华裔作家哈金撰写的《通天之路：李白传》（The Banished Immortal）属于商业翻译。在汉译本的代后记《写作与生存》中，哈金指出该书的创作与出版源于与出版社之间的协议。2015年夏天，一家小出版社请哈金写一篇中华人物的传记，该社编辑认为哈金对李白比较熟悉，因此选定李白作为撰写的对象。哈金是美国社会的“外来客”，他站在“异乡人”的视角审视李白的诗歌人生。“边缘人”的处境使他在作品中过度强调李白颠沛流离的生活与寄人篱下的遭遇，而为了加深李白的苦难，哈金在作品的最后一章描写了李白后代的穷困遭遇。该出版社一直强调，不要学术著作，一定要有趣，能够吸引读者。哈金接受该社编辑的建议，用诗歌串联李白的一生，以讲故事的方式译介李白的诗歌和人生。此外，哈金还在该社编辑的授意下为每一首英文译诗附上中文原文，便于读者理解。与此同时，哈金也是一位诗人，出国之前便对中国诗歌有着深入的了解，因此，他英译的李白诗歌带有汉诗传统的影子。
新西兰作家、教育家路易·艾黎（R. Alley）长期旅居中国，是国家翻译机构聘用的外国翻译专家，曾参与《中国文学》（英文版）的翻译工作。除了在《中国文学》英译了许多李白诗歌外，艾黎还在早期从事对外宣传工作的外文出版社的赞助下翻译出版了《李白诗歌200首》（Li Pai ：200 Selected Poems）。分析艾黎译介的李白诗歌可以发现，艾黎注重李白作品中的现实主义成分，选译了李白描写边疆、思乡的诗句。赵朴初在为《李白诗歌200首》撰写的《序言》中指出，译者选译的标准与其他从事李白诗歌英译的译者颇为不同，艾黎选译了许多表现李白关心民生疾苦、国家安危的诗歌，展现了李白忧国忧民、关心家国天下的一面。阅读译文，艾黎将李白的诗歌译为现代诗，语言平实，不讲求押韵，展现了诗歌的内涵。艾黎的翻译工作属于国家翻译实践的一部分，能够避免译者用西方的立场审视中国文化，有利于展现中国文化的精髓。
美国诗人、译者大卫·辛顿（David Hinton）于1996年翻译出版的《李白诗选》（The Selected Poems of Li Po）属于译者的个人翻译实践活动。辛顿是一位诗人，注重李白诗歌的文化特色和艺术特色。在《序言》中，辛顿用大量篇幅介绍了李白诗歌中的“无为”思想、意象“月”等，并在作品的《附录》中给出了123条注释，对诗歌中的特定内容进行详细的解释。辛顿的翻译是以诗人的视角审视另一位诗人的作品，因此，译介的过程也是对李白诗歌的赏析过程。
发挥国家赞助人的影响力
赞助人对翻译实践活动的影响之一是对翻译选材的影响。学术翻译实践注重作品的学术价值，而许多西方学者站在西方立场解读中国传统文化与道德价值，存在一定的误读现象；商业翻译实践以市场效益为最终的考量目标，常常过分顾及国外读者的阅读兴趣，在选材方面出现偏差，选译的文本缺乏深度；个人翻译实践具有较大的自由度，不易把控。国家翻译实践是在国家机构赞助下开展的翻译实践活动，有利于把握意识形态、价值取向，有利于挖掘中国典籍中既能展现民族特色又具有共同价值的文化精髓。英国汉学家韦利在西方视角下译介的李白及其诗歌，否定李白诗歌的价值，否定李白的为人，否定李白的文学地位，给西方读者带来了很大的误解。国家翻译实践对翻译的选择有着严格的评判制度，可以有效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国家翻译实践强调尊重文化的差异性，并在多元文化世界中找到自己的文化定位，从而获取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人类文化具有差异性，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性，正是差异性与独特性的存在才能彰显世界文化的多元化。人类文化又具有共通性，能够超越地理、民族和历史的界限，形成一个文化共同体。在文化共同体内，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位置，是共同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差异性与共通性是推动世界文化不断发展更新的动力。国家翻译实践以尊重本国文化为基本原则，不会卑躬屈膝地满足他国主流价值观念或意识形态的需求，为促进人类文化共同体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李白诗歌英译的过程中，新西兰作家、教育家路易·艾黎的译本重视李白现实主义诗歌的译介，有效改善了西方对李白诗歌“不切实际”的误解。李白是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诗人，但是李白的诗歌中不乏关心民间疾苦、家国天下的内容。
国家翻译实践活动具有系统性。以《大中华文库》等为代表的国家翻译实践活动是一项系统的翻译出版规划。每一期选定几本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交由该领域有影响力的译者进行翻译。其中，《李白诗选》由翻译家许渊冲先生翻译，挑选了李白最具代表性的100首诗歌，每首诗均配有优美的赏析文字，有利于读者理解诗歌的内涵。国家翻译实践活动有严格的出版审核过程，在翻译出版之前，相关部门会对译本进行三次审查，能够保证译本的质量和价值取向。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构建良好的国家形象、增强文化自信、推进文化自觉具有重要意义。透过李白诗歌的英译可以发现，国家翻译实践能够保证在尊重本国文化的同时，尊重各国文化的差异性，有利于构建中国形象、促进文化共同体建设，使全世界感受到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因此，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要重视国家翻译实践的积极效应，发挥国家翻译实践对翻译活动的调控作用。
（本文系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基于语料库的当代美国华裔文学翻译与传播研究”（KYCX19_074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