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为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在这30年中，双边关系从对话关系、伙伴关系到战略伙伴关系，一步一个台阶，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发展态势。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冲击，但中国—东盟贸易和投资双向逆势上扬。2020年中国和东盟首次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这体现出中国—东盟合作中的强大内生动力。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20年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上所指出的，“中国—东盟关系成为亚太区域合作中最为成功和最具活力的典范，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例证”。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为更好推动中国—东盟关系向前发展，有必要回顾中国—东盟研究，总结国内外学术界、智库等对中国—东盟研究的重点、亮点与难点，同时展望未来中国—东盟研究，以期使国内外中国—东盟研究更符合时代需要，契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体目标。

　　中国视角：历史悠久 成果丰硕

　　我国的中国—东盟研究起源于对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研究。在1967年东盟成立前，中国就开展了对这一关系的研究，可以说是历史悠久、成果丰硕，成为中国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开拓者和领航者。

　　古籍资料丰富，为全球东南亚研究的独特优势。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各国交往源远流长，有着绵延2000多年的历史。中国的使者或僧人出访东南亚，撰写了大量关于当时东南亚风土人情以及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典籍，成为全球研究古代东南亚难得的资料。在古代，东南亚曾被称为南海、南洋等，而扶南、真纳、三佛齐等则为当时东南亚古代王国的称呼，许多典籍大都以上述名称记载古代东南亚的社会历史风貌。

　　据相关记载，230年左右，东吴孙权曾经派遣朱应和康泰出使南海诸国，并在那里居住多年。二人回国后撰写了《吴时外国传》和《扶南异物志》两本专著，详细地记载了当时东南亚诸国的状况。由于时间久远，两本专著今已遗失，但部分章节保存于《太平通览》和《通典》等古籍中。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大批僧侣西去印度研究佛经，中途停留东南亚，撰写了大量有关东南亚和南亚的专著。东晋的法显，于399年3月由长安出发到印度求法取经。他去途为陆路，回国则走水路，搭乘商船途经东南亚，停留多年。他413年回国，并撰写《佛国记》，又名《法显传》《佛游天竺记》，该专著成为研究东南亚、南亚的珍贵史料。

　　唐代高僧义净，于671年从广州取海道赴印度求法，在印度那烂陀寺学习10年，后取海路回国，在东南亚一带滞留10年，于695年回到中国。后撰写《南海寄归内法传》四卷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两卷，该书是义净根据自己所见所闻，对当时的印度、东南亚以及中国佛教的真实记录。

　　宋代时期，三佛齐（又称室利佛逝）曾派遣使者访问中国约36次，《宋史·外国列传》对此有记载。此后，比较系统研究东南亚国家的专著还有元代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汪大渊的《岛夷志略》等。

　　明朝时期，郑和七次下西洋，出访东南亚多地，其部属马欢所著《瀛涯胜览》对当时爪哇等地进行了详细描述。

　　华侨华人研究，为东南亚研究的重要特色。华人移居东南亚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后来经过几次移民浪潮，逐渐在东南亚形成华侨华人群体，甚至出现了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新加坡。据不完全统计，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占全球海外华侨华人总数的75%以上。他们在东南亚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东南亚研究的重要起始阶段。受西方科技文化影响，中国学者运用近代科学方法，开始研究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和华侨史，其中华侨华人研究成重要方向。1904年，梁启超发表《记华工禁约》，为华侨史的开篇之作。1905年，他又发表《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属于一部华侨史人物专著。另外，羲皇正胤的《南洋华侨史略》为我国第一部华侨史专著。20世纪20—30年代，一批华侨史著作相继问世， 1928年李长傅的《南洋华侨史》和1929年温雄飞的《南洋华侨通史》为当时华侨史的代表作。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界仍然把华侨华人研究作为研究东南亚的重要方向。陈翰笙主编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共十辑），其中第五辑“关于东南亚华工的私人著作”汇集了研究东南亚华工的丰富文献资料。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教授吴凤斌等于20世纪60年代初在归国华工的农场中开始田野调查。

　　改革开放后，中国学界对东南亚华侨华人的研究呈现规模化、规范化趋势。首先，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研究阵地不断增多。其次，作为跨学科研究领域，逐步形成“华侨华人学”，依托中外关系研究相关学科，延伸到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人口学、民族学、人类学和地理学等诸多领域。

　　在华侨华人经济活动研究方面，回顾和梳理了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活动的历史脉络、华人企业集团成败得失个案，乃至整个华商网络的形成，充分探讨了华商投资中国的动因以及东南亚华商与中国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并试图挖掘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活动内在发展规律。

　　在华侨华人社会化研究方面，重点研究华侨华人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社会变迁，即从华侨社会向华人社会的转变。大量的研究成果从个案出发，通过探讨本土化、区域网络和全球化之间的互动关系，阐述华侨华人社会不断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曲折过程。

　　华文报刊、华侨社团和华文教育是华侨华人社会的三大支柱。大量研究成果从总体或祖籍国地缘关系横向展开，而鲜见从国别角度纵向进行。

　　区域合作研究，为中国—东盟研究的增长点。随着1991年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无论是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谈判、落地和升级，还是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的启动、中国与东盟东增区合作升级等，区域合作俨然成为中国—东盟合作的亮点，同时也是中国学界对中国—东盟研究的增长点。

　　首先，从公共产品角度阐释了中国—东盟地区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及其对区域合作和地区秩序的影响。国内学者对地区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研究主要沿着霸权模式、国际机制模式和国家间合作模式三个框架展开。学者们认为，区域公共产品供求关系及其动态变化对地区秩序形成与变迁有着重要影响；结合区域公共产品可分割的特点，从具体的功能性合作入手建设东亚自由贸易区，将有助于超越东亚合作主导权竞争障碍；将区域公共产品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联系在一起，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的缺失是当前制约大湄公河次区域深入发展的障碍因素；中国—东盟合作是构建亚太区域秩序的重要保证，中国深化与东盟合作，推动构建新的亚太区域秩序，是要与亚太地区各国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推动构建和平、稳定、繁荣的亚太区域秩序。

　　其次，聚焦中国—东盟自贸区与共建“一带一路”研究。学者们认为，中国—东盟自贸区建立10年来，中国具备与东盟经贸合作“引资补链”的先行优势，推动中国—东盟生产贸易链进一步巩固；中国—东盟自贸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创造了区域互联互通、引领基建、产能合作和人文交流的综合效益，并为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国际经验。

　　再次，澜湄合作机制研究成果丰硕。作为中国—东盟合作中的次区域合作机制，也是一种新的合作机制，澜湄合作面临着亟待解决的问题。学界围绕主要议题开展研究，比如澜湄合作机制如何处理与湄公河区域现有合作机制的关系；如何处理与现有中国—东盟合作机制的关系；如何厘清澜湄合作机制中的重点领域等。

　　最后，非传统安全合作研究覆盖面广，实用性强。非传统安全合作是中国—东盟合作的重要内容，包含跨境犯罪、反恐、缉毒、网络安全治理、公共卫生治理、粮食安全治理、环境保护、海洋垃圾治理等。此外，在海洋合作、可持续发展合作、数字经济合作等领域的研究，正成为中国—东盟区域合作研究的重要方向，并已取得新的研究成就。

　　国别研究成为中国—东盟研究的难点。中国—东盟研究涉及国别研究，而国别研究是中国—东盟研究的基础。一方面，国别研究需要熟练掌握当地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等；另一方面，国别研究需要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包括跨学科研究方法等。在我国，能熟练掌握东南亚当地语言的学者，基本集中在高校的外语专业或人文专业中，其中较少学者受过专业的社科研究方法训练；而高校从事东南亚国别研究的社科学者中，则鲜有熟练掌握东南亚语言的。因此，这种情况就造成了东南亚国别研究的短板。

　　就东盟十国的研究现状来看，我们对各国的研究呈现出不均衡状态。总体来说，对越南、泰国、缅甸、印尼、马来西亚的研究相对集中，特别是我国各高校成立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以来，上述国别研究中心在全国至少有10个以上；而对老挝、柬埔寨、菲律宾、新加坡、文莱等国的研究显得较为薄弱。为了突出国别研究的社会影响力和学术影响力，各个国别研究中心定期出版“国别蓝皮书”或“国别发展报告”；有的国别研究中心也会出版专题的国别研究报告或蓝皮书。

　　东盟视角：鸿沟明显 西方翻版

　　东盟国家经济实力和科研实力差距较大，东盟各国对中国—东盟的研究呈现明显鸿沟。

　　一般来讲，新加坡、泰国、越南、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对中国—东盟研究具有一定的基础，研究队伍相对而言具有一定规模；而老挝、柬埔寨、文莱等国，对中国—东盟的研究相对较弱，研究机构比较单一，没有形成规模。

　　首先，其研究主要集中在智库和高校中，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实用性较强。比较著名的研究机构包括新加坡的东南亚研究所、印尼的哈比比研究中心、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印尼大学东盟研究中心、马来西亚的国际战略研究所和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中国研究所、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东盟研究中心、老挝社会科学院、菲律宾马尼拉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文莱大学亚洲研究所、柬埔寨皇家研究院、缅甸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等。

　　其次，研究人员大都留学欧美，其研究范式遵循欧美路径。东盟国家的智库或学术机构的学术队伍以年轻人为主，大都拥有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留学的经历，英文十分流利，沟通能力较强，并在当地获得相关学位。这些研究人员对中国—东盟研究大都采用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其研究路径是西方在东盟的翻版，与中国学者的研究范式具有一定差别。

　　再次，研究成果大都以英文或本土文字发表。这些研究成果在中国影响不大，没有形成良好的互动氛围。

　　新时代新研究：提炼理论 精耕细作

　　东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先导区和示范区。无论从地缘战略，还是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看，东盟与中国的关系都日益重要。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包括中国和东盟在内的世界各国造成了巨大冲击，但中国和东盟率先打开“绿色通道”和“快捷通道”，走在了中国与地区国家合作抗疫的前列。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东盟国家内部政治的不确定性，为推进中国—东盟合作增加了风险；东盟地缘环境的复杂性，给推进中国—东盟合作增添了难度。因此，中国学界需要准确把握国际环境变化特征，为稳步推进新时代的中国—东盟合作作出贡献。

　　对中国—东盟合作展开理论研究。总的说来，中国—东盟合作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发展。许多中国—东盟合作的实践是探索性和创新性的，突破了前人或西方区域合作的范式，比如两国双园模式、跨境经济走廊等。这些探索性和创新性的实践，需要学界在理论上进行总结，以便更加深入地开展这种合作。此外，对中国—东盟合作需要做出战略性和前瞻性研究，这些研究应服务于中国—东盟合作中长期发展目标，特别是《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目标。

　　对东盟国别问题展开精细化研究。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如果不了解国别的内政，就很难把握这个国家的外交方向。东盟国家国情千差万别，既有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如越南和老挝，也有资本主义制度国家如菲律宾、泰国等。在实施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中，既有君主立宪制国家、绝对君主立宪制国家，也有总统共和制国家。在对这些国家进行研究时，需要了解这些国家的宪政体制、权力结构和社会结构等基本问题。对此，一方面，要培养真正的国别问题专家，对这些问题进行精细化研究，并长期跟踪、积累。另一方面，要建立快速反应机制。针对东盟国家千变万化的国内政局，需要建立快速反应机制，第一时间撰写相关政策咨询报告，为国家提供学术和智库政策供给，以便有效应对变局。

　　展望前景：聚焦重点议题 加强合作研究

　　中国—东盟合作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路径，也是中国塑造和平有利的周边环境的重要平台。中国对外战略的新理念新实践，将首先惠及周边，而东盟国家则是其中最先惠及的地区。未来，中国—东盟研究具有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

　　合作研究是大势所趋。鉴于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学术研究上存在的不平衡现状，开展更多合作研究是大势所趋。这种合作研究在一些高校和智库已经开始。比如国际问题研究院成立全球湄公河研究中心（中国中心），与澜湄相关国家智库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开展研究，并共同发表智库成果，服务于澜湄合作机制。

　　前瞻性研究是内在要求。中国—东盟合作一年一个台阶，没有固定的模式或规律可循，需要对未来10—30年的中国—东盟合作开展前瞻性研究。这种前瞻性研究需要立足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实际，聚焦双方共同关切和共同利益，以及各自中长期战略规划，为中国—东盟合作做好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

　　焦点议题是研究重点。对中国和东盟共同关注的焦点议题的研究属于问题导向研究，也是一种倒逼研究，具有一定的挑战性。比如对关于南海和平与稳定、自贸区升级、跨境经济合作区、次区域合作的包容性、政治转型的脆弱性等焦点议题的研究。

　　总而言之，中国—东盟研究迎来了最好的机遇期。无论对中国还是东盟，经略好中国—东盟合作，不仅造福自身，而且将惠及地区乃至全球。做好中国—东盟研究应该处理好“中国视角”与“他国视角”的平衡，既关注自身需求与目标，也照顾他者的关切与利益，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贡献智慧。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