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性知识论（Virtue Epistemology）是当代知识论中一个较为独特的分支，它改变了以命题性知识为研究中心的知识论传统，转向对生成知识的相关理智德性（Intellectual Virtues）的考察。自提出以来，德性知识论引起了国外认识论学者的广泛讨论，也在近年来成为国内学界讨论的热点。

　　从内容上看，德性知识论试图回到亚里士多德那里，借用其理智德性概念讨论知识之为知识所需要的理智德性。区别于传统知识论将知识视为得到辩护的真信念（Justified True Believe，JTB）的观点，德性知识论将知识视为认知主体内部理智德性充分发挥得到的结果。这使得德性知识论不再关注JTB的具体条件，而是关注认知主体的状态，关注其生成知识所需要的理智德性。这种由“所”向“能”的转向，在某种意义上恢复了古典哲学中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知识论特色，即认知本身由认知者内部属性决定，并同时与一般的伦理学密切联系。

　　从特点上看，德性知识论具有两个鲜明的特色。第一，德性知识论将知识论视为规范性学科。德性知识论反对奎因“知识论自然化”的激进主张。奎因认为，知识论应当放弃探究“合理地相信究竟意味着什么”的问题，而应当将问题限制在认知心理学中。换言之，奎因认为知识论的问题是无效的，知识论应当被认知科学或心理学所替代。德性知识论虽然也认为传统知识论在问题域上存在问题，但它却认为这仅仅是问题方向上的错误。德性知识论主张知识论应该关注知识的规则、知识的价值以及认知评价标准的问题。这使得传统知识论中诸如“知识”“证据”“证成”等概念不再被理解为一种描述性概念，而变成带有鲜明价值评价的规范性概念。第二，德性知识论将认知个体或认知群体作为知识论的研究对象，不仅去关注他们作为对象自身的性质，也去关注他们在认知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特质。德性知识论的这种特质使其与德性伦理学密切相连。对于德性伦理学而言，德性是道德评价中的首要概念，而评价对象则是行为主体自身的品质与动机，这就与传统功利主义与义务论伦理学以行为作为道德评价对象相区别。与之类似，德性知识论也将传统知识论中以认知行为为评价对象的模式转换为对认知主体的认知品质与认知能力的考察。

　　从产生的背景来看，德性知识论虽然借用了亚里士多德的理智德性概念，但其哲学史渊源堪称多元。按照德性主义者自己的说法，德性知识论的诸概念与方法既可以追溯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奎那、笛卡尔那里，也能在休谟、克尔凯郭尔、尼采、皮尔斯等人的哲学中稍见端倪。可以看到，德性知识论的产生既深受以德性为中心的古典哲学与中世纪神学的影响，又受到近代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的熏陶。

　　当然，当代德性知识论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真正产生。恩内斯特·索萨在其一系列论文中试图用“德性视角主义”（Virtue Perspectivism）去解决传统认识论中诸如基础论与融贯论、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的分歧。索萨的方法引起了寇德、蒙马奎特、卡凡维格等学者的兴趣，他们认为索萨的思路很有吸引力，但同时也认为索萨在诸如德性的界定、培养、关系问题上还不够令人满意。众多学者的加入使得德性知识论作为一种新的知识论路径被确立起来。

　　德性知识论产生的特殊背景决定了其既是“现代”的，又是“复古”的研究理路。一方面，德性知识论产生于英美分析哲学的大环境中，这使得多数德性知识论者只是在德性知识论这个大框架下，按照分析哲学传统的知识论标准去解决传统知识论的问题。他们采取分析哲学中一贯的做法，通过概念分析与概念界定的方法去研究“知识”和“证成”等概念，并且以构造示例与反例的做法去解决诸如“盖梯尔问题”等传统知识论问题。一个典型的代表就是扎格泽博斯基，她将“知识”重新界定为一种根据德性产生或维持的、值得信任的认知主体的状态，并试图通过这个“知识”的新定义解决“盖梯尔问题”。另一方面，德性知识论具有非常明确的回到古典的理论倾向，这使得一部分德性知识论者试图在方法论与问题上逃离分析哲学传统。他们在方法上试图避免进行严格的概念定义与分析，在内容上则试图脱离“知识”与“证成”等传统知识论概念，而转向对于诸如“理解”“智慧”“故意”等观念在社会生活环境下的考察。例如，卡凡维格就认为必须放弃笛卡尔式的知识论模式，而关注教育过程中理智德性的角色与作用。另外，基于对理智德性的不同理解，德性知识论者又被大致划分为德性可靠论者与德性责任论者。可靠论者以索萨为代表，认为理智德性是人所具有的具体认识官能，诸如感知、记忆、直觉等，是一系列官能德性；而责任论者以扎格泽博斯基为代表，认为理智德性是人的内在品质，诸如尽责、开明、谦虚等，是一系列品质德性。可以看到，虽然同处于德性知识论的大框架下，当代德性知识论者内部的分歧丝毫不弱于传统知识论中各派别之间的差异。故而当代德性知识论应当被理解为以理智德性概念为核心的离散集合，而非一个具有统一目标和方法的知识论派别。

　　巴塔丽将德性知识论中关于理智德性的问题总结为五个方面：理智德性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理智德性的拥有是否需要某种认知主体的动机或性格；如何区分理智德性与技能；德性是否可靠；理智德性为何能够有价值。这五个关于理智德性的问题，实际上勾勒出了德性知识论发展的大趋势。

　　第一，当代德性知识论不再局限于以个人为单位的认知主体的考察，开始关注群体性知识。卡凡维格指出传统认识论具有鲜明的个人主义与共识性倾向，它关注个体在特定时间点上的认知。然而，就实际发生的认知而言，它显然不仅是个人的，也是属于群体的；它不仅是一时一地的，而且具有显著的历时性与遗传性。故而，需要考察理智德性在群体知识生成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第二，当代德性知识论不再局限于对于“美德”的考察，开始关注“恶德”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以往德性知识论将理智德性视为对知识生成产生积极作用的美德。但从另一个视角看，这也意味着存在对知识生成产生消极作用的恶德。进一步地，同一个德性根据条件不同，时而成为美德，时而成为恶德。例如，威特康姆考察了理智谦逊概念，他认为适度的理智谦逊可以使人克服局限性，过度的理智谦虚则会使人屈从而难以得到知识。

　　第三，当代德性知识论不再局限于狭义的“知识”，开始关注“知识”以外的内在状态。德性知识论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传统知识论的研究方式与问题，这使得“知识”概念往往与“真信念”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然而，除了这种狭义的“知识”，人的认知过程实际上涉及许多其他内在状态，譬如领会、理解等。那么，在这些状态中理智德性起到了何种作用？扎格泽博斯基就希望未来的德性知识论能够恢复对于理解、智慧等概念的研究兴趣。

　　第四，当代德性知识论开始关注伴随着认知的情感。毫无疑问，德性知识论中讨论的诸种理智德性往往都伴随着某种具体的情感，如好奇、畏惧、怀疑等。相较于具体的理智德性而言，这些情感更容易被人感知。阿尔法诺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在理智德性及与其伴随的情感之间建立起联系，那么我们就有可能通过对于认知情感的考察，去发现那些尚未被关注的理智德性。

　　当然，除了上述四种已经初见端倪的发展趋势以外，对于国内研究者而言，更为直接的趋势在于德性知识论恢复了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认识论发展之间的联系。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哲学是否能参与当代认识论的讨论是十分可疑的。但是，伴随着德性知识论的德性转向，中国传统哲学中那些将知识与德性密切关联的观点就获得了特殊视野，使其不仅能够加入当代德性知识论的讨论，也为自身提供了全新的理解。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