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区域学起步于1964年。当时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在全国高校设立了46个区域研究基地，其目的就是要加强我国对国际问题以及重点地区和国家的研究，服务于国家的外交。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区域学研究进入迅速发展的新时代，高校也成为开展区域学研究的主力军。目前教育部在全国高校已布局42个国别与区域研究培育基地，395个备案研究中心，研究对象基本实现了对全球主要地区和国家的全覆盖。教育部2015年1月下发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培育和建设暂行办法》特别强调，“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要以咨政服务为首要宗旨，以政策研究咨询为主要任务”。但是必须指出，迄今为止我国区域学的咨政建言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发挥，主要表现是预警性研判偏少，不能科学揭示各国政局变化背后复杂的历史、文化、宗教因素；就事论事的讨论居多，未能很好地结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全球和地区视角进行深入分析；政策建议针对性不强，不能很好地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究其原因，主要是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的专业性还不强，研究方法落后，对区域学咨政建言的评价尚不科学。展望未来，我国区域学研究要更好地发挥咨政建言功能，必须走专业化的道路。

　　着力提升研究机构的专业水平。目前我国社科院系统、高校、党校以及军队都有从事区域学研究的机构，但专业性还不强。如高校中大部分的国别与区域研究基地还不是实体性的，缺乏固定的场地、经费和充足的科研人员。一些研究机构大多集中研究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偏弱，对很多亚非拉国家长期没有专业人员开展针对性研究。客观地说，要高校把437个国别与区域研究基地或中心都办成实体机构并不现实，因为有的机构本身就只有3—5个人。与此同时，我们发现一个普遍性的现象是，对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大都分散在全国各个单位，只靠一个单位或几个人很难把一个国家研究透，国家应该鼓励建立各个国别的专业性研究会，由某个研究实力相对较强的单位牵头，团结全国的研究人员，共同开展深入研究。这应该是提高我国区域学专业化程度和水平的有效途径。

　　倾力提高研究人员的专业能力。区域学是一个综合性的交叉学科，对从业人员的要求很高，而现实情况是我国区域学的从业人员变动快，非专业出身的研究人员还不少。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别研究者，应该精通对象国语言，同时精通英语或一门其他通用语言；要懂得对象国的历史、文化、民族、宗教、政治、经济，以及所在地区的基本情况、该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等；要掌握1—2个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要有长期在对象国学习、工作的经历，经常性开展田野调查；要在对象国学界、政界、商界以及国际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有较为宽广的人脉资源，最好懂得运用计算机进行大数据分析。要做好咨政建言，还需要对我国的外交政策有深刻把握，撰写的研究报告在体例和文风上要符合要求。目前，我国达到上述要求的区域学专家并不多，今后要从本科开始培养跨学科复合型人才，现有从业者要自觉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不断更新知识体系，主动学习新的理论和方法。

　　大力提高研究方法的专业水准。在科技高度发达、知识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已无法培养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无所不通的区域学全才。因此，区域学研究首先必须强化学科属性，即从业人员要从某个学科入手，长期运用该学科的理论、方法研究某地区或某国家的具体问题，要避免同时研究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外交、安全等议题。其次要坚持问题导向。咨政建言是要解释具体问题的形成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步骤，所以必须研究真问题，提供可行的政策建议。再次要综合运用定性与定量的研究方法。我们要大力发展以定量为主的科学研究方法，但人文社会科学的复杂性和不可回避的价值判断，决定了我们不能完全放弃定性研究。最后要注重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结合，即加强全球、地区与国别研究的结合。一个国家的内政外交政策，既有该国内部的原因，也有不可忽视的外部因素，所以要跳出该国看，从地区和全球角度进行审视。

　　尽快构建专业化的评价体系。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深化，尤其是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迫切地需要了解世界各国的现状、发展趋势以及对华政策。因此，亟须以高质量的区域学研究成果为基础，提供高质量的决策咨询报告。对于真正发挥了作用的咨询报告，应视为学者的代表性成果，可以用来参评职称和各类人才称号。刚入行的区域学研究人员要踏踏实实从基础研究做起，不可急功近利，追风热点区域和热点问题研究，由此才能在专业领域有更大建树，才能在咨政建言方面提供更优秀更有效的成果，进而形成良性循环。

　　（作者系云南大学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