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误读是不同文化发生碰撞的必然过程，需要辩证对待。世界文化并不是彼此隔绝孤立，也不是完全融为一体，而是保持着、发展着各自特点并有机融合。我们需要站在文明互鉴与文化共兴的高度来正视跨文化误读，重新思考人类性及世界性的共通意识和共同问题，让“中国特色”进一步拥有“世界性”，在多元文化互动中获得新的发展动力。

　　在跨文化交际中，人们往往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去理解他者文化，容易产生文化误读。从符号学角度看，阐释者凭借自身所在语言符号系统的规则阐释另一种语言符号时，常常发生语言视差。在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相互碰撞、日益交融，跨文化误读成为一种正常现象。在中国文化对外译介过程中，不合理的文化误读会阻碍文化的交流互鉴。在全球化语境下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需要我们以一种全新视角审视文化误读，对中国文化的世界意义作进一步思考。

　　从符号学视角认识跨文化误读

　　符号是信息的载体，文化是一个特殊的层级符号系统。从广义上讲，凡涉及符号之间的转换就属于翻译行为。实际上，翻译既是信息交流和文化沟通的前沿环节，也是误读生发和深化的关键环节。雅可布森将翻译分为言语符号转换为同一语言内部的其他符号、另一门语言符号系统、另一个非言语符号系统三类，即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他认为，不同系统的符号之间一般不存在完全的等值。换言之，绝对意义上等值的跨文化翻译是不存在的。以英语和汉语为例，两者分属两个不同的语系，在表达方式、语言习惯和语法规则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和非对称性，在翻译过程中难以做到符号守恒。而在数字化时代，翻译的内容和载体已经超出了语言的边界。就传统的语言符号转化为视觉符号、听觉符号等多因素合成文本而言，转换过程中很难保证不同系统符号之间的准确对应关系。

　　不仅如此，从符号过程考察，符号对客观世界信息的表征是一对多的关系，对信息的指称意义往往包含多个层面，在不同语境之下这种意指过程也会发生变化。以有限的信道传递多重信源，极易造成信源信息传递的不准确与信宿接收效果的不确定。正如启蒙时代狄德罗所说：“精神物体都是由符号来代替的，而任何符号都不大可能如此精确，以至于它的含义不会被这个人理解得广泛些，让那些人理解得狭窄些。如果语言词典编得完美，那么逻辑学和形而上学会接近完善的境地，但这样一部词典还有待努力。”而一旦符号缺损，传递信息衰减，文化产生的文本意义、社会功能和社会效果难免被打折扣，造成一定程度上的理解错位。比如，一些中国文化典籍的域外翻译简本就存在明显的文化符号缺失现象，致使其在跨文化交流时丧失了平等对话的信息量，继而引发文化误读，甚至文化冲突。

　　皮尔斯认为，所有思想皆潜存于符号之中，供使用者阐释。在同一文化传统和语境下，解读者带有自身的前理解，会顺利进入文本的文化氛围之中，才会有“一举其形声，则章别源流，靡弗具焉，不独易为称而便记忆也”。而在异质文化的互动中，由于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种种差异，受众不可避免地运用自身习惯的思维模式审视他者文化，其原有的视域极大影响了他的“见”与“不见”。往往对“他文化”的认知差越大，大脑需排除自身文化的干扰就越大，认知就越困难，误读就越容易。要言之，文化误读及认同壁垒根源于不同文化的差异性，跨文化误读难以避免。

　　正视误读的双重特性

　　误读是文化交流中理解的变异。一般来说，不合理的文化误读往往导致文化误导，加深文化彼此之间的隔阂。比如，庞德翻译了《论语》《孟子》等众多中国文化典籍，但他并不懂中文，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也十分有限。庞德借助理雅各的译本和莫里森汉英词典，并结合自己的想象来翻译，将自己固有的观念塞进孔子学说，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有意或无意的扭曲”。再比如黑格尔认为，“在中国人那里，道德义务本身就是法律、 规律、 命令的规定。所以中国人既没有我们所谓法律，也没有我们所谓道德”。这些有意无意的误读破坏了文化内容的真实性，而后世对其的引用和借鉴又会延续这种误读结果，引发二次误读，对读者正确理解异质文化产生负面影响。

　　事实上，误读并不一定都是理解的盲点。哈罗德·布鲁姆认为，一切阅读都是误读，都是写作，都是创造。有些貌似误读的表达却充满了洞见，合理的文化误读使文化保持一种动态、平衡的张力，从而形成文化发展的动能。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要全面认识自己，必须离开封闭的自我。换句话说，借助他者的理解为参照系，可以加深对他我文化的理解并回归对本我文化的认知。早在16世纪，以耶稣会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已经用中文书写汉学研究著作，而且这些著作也参与到了晚明知识与思想演进中，为中西文化积极对话作了开创性的探索。又如20世纪前，寒山诗由于与正统文化相悖而一直处于主流之外。在被译介到北美之后，其中的寒山精神被认为是“垮掉的一代”的精神旗帜，寒山诗广受推崇。在诸多的译本中，斯奈德翻译的24首寒山诗对中西文化差异作了卓有成效的调和，以创造性叛逆促使寒山诗在美国的土壤中快速生长，促进了西方对中国文化的认同。20世纪后期，寒山诗在国外的流行吸引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国内学界掀起了对寒山生平、翻译文本、审美意象等方面的寒山诗研究热潮。可以说，寒山诗在中西文化碰撞、融通中保持了恒久的生命力。

　　在文化互动中推动文化对外译介

　　文化差异是文化误读的根源，也是异质文化之间相互区别的根本特征。《国语·郑语》指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重复的事物难以促进新事物的产生，唯有不同文化间相互作用才能促进新的发展。文化对外译介的目的并非消除文化差异、消灭文化误读，而是让信息接收者正确认识文化差异，并以良性的文化互动来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进步，推动世界文化的共生共荣。因此，在文化对外译介的过程中，需要对文化互动及文化误读给予足够的重视。要发挥文化互动的积极作用，消解文化互动的消极作用，对因知识素养不足和文化差异而导致的无意误读予以解释，对囿于成见而产生的有意误译予以澄清，对于富有洞见的误读予以吸收借鉴。

　　中国文化的对外译介不仅是一个关于民族文化的研究课题，还是一个世界性的学术课题。如果从传教士汉学算起，中国文化典籍的外译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相当多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译作出自汉学家之手。随着中国文化海外影响力逐步提升，域外汉学不断发展，对外译介工作要将研究视野从语言拓展到文化，从国内拓展到世界。不仅要重视中外语言符号转换，还要思考中国文化走向国际舞台过程中的文化内涵传递问题；不仅要熟悉国内对外翻译现状，还要了解域外汉学研究，关注世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接受，审视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双向互动。要从文化互动良性开展的视角对译者及翻译标准提出一定要求，切实提升中国文化对外译介成效。

　　总之，文化误读是不同文化发生碰撞的必然过程，需要辩证对待。世界文化并不是彼此隔绝孤立，也不是完全融为一体，而是保持着、发展着各自特点并有机融合。我们需要站在文明互鉴与文化共兴的高度来正视跨文化误读，重新思考人类性及世界性的共通意识和共同问题，让“中国特色”进一步拥有“世界性”，在多元文化互动中获得新的发展动力。

　　（本文系2019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对外传播中的文化‘误读’研究”（2019SJA022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