架构理论汲取了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新闻传播学和政治学中有关架构研究的精髓，并在认知科学背景下加以拓展，构建了由语言—认知—社会三个层面构成的分析平台，从受众出发，增加了认知、情感和道德等维度，在词汇学、语用学和话语研究等方面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架构理论最早可追溯到巴特利特于1932年首次提出的“架构”概念，迄今已有近90年的历史，呈现出多领域、跨学科的发展轨迹。20世纪60年代，英国人类学家贝特森在《游戏与幻觉理论》一文中，运用架构指代某时空界限内的一组互动信息或有意义的行为。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架构研究蓬勃发展。其中，符号互动理论的代表人物、加拿大裔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从社会学视角研究架构。他认为，架构在建构人类与世界互动的方式中起到支柱作用，说话者和听话者依赖这个支架去制造和解释交际意义。“人工智能之父”明斯基于1975年证明了架构在表征过程中具有可操作性，为人工智能知识表征提供了一种新的有效方法。美国语言学家、“架构语义学之父”菲尔莫尔推动架构从语言结构向表征人类经验的认知结构转变，创建了架构语义学。美国学者恩特曼从新闻传播学角度，将架构细分为以信息为主导的媒介架构与以接受者为主导的受众架构，丰富了架构研究的视角。21世纪初，认知语言学创始人、美国语言学家莱考夫将架构语义学、社会学和传播学的架构分析引入政治话语领域，并结合认知语言学和神经认知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创立了架构理论。

　　从不同学科领域看架构的定义

　　关于架构的定义，最有代表性的有四种，分别由人工智能、社会学、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领域提出。

　　明斯基认为，架构是我们关于世界知识的一种心理表征，是存在于人类记忆之中的、必要时可供选择和检索的数据结构，这个结构包括充满节点和关系的网络。戈夫曼认为，架构是指一组人们借以处理与组织互动情境的诠释性的图式。菲尔莫尔认为，架构是指系统的概念结构，我们的思维大多是通过无意识的概念架构进行的，这种概念架构是组织我们思维的心理结构、经验的整体图式化和认知结构。莱考夫认为，架构是人们用来理解现实，并建构我们以为是现实的心理结构，影响我们的感知和行为。这四个领域的界定看似彼此独立，但实际上存在着内在逻辑性和一致性。四者均强调结构化表征的重要性，明斯基和戈夫曼侧重情境化的视角，明斯基和菲尔莫尔均重视知识表征，菲尔莫尔和戈夫曼均关注人类经验，莱考夫则是集大成者，融合了明斯基、戈夫曼和菲尔莫尔的理论。

　　架构具有整合性和隐喻性

　　架构具有整合性，其吸纳了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人工智能、语言学、新闻传播学、政治学、认知科学等多个学科中的相关成果，旨在探究语言的本体、认知、社会、情感、心理、文化、语用等方方面面，为语言研究提供了“语言—认知—社会”三个层面的分析模式。

　　同时，架构还具有隐喻性。架构分为隐喻性架构和非隐喻性架构。话语中隐喻性架构更为普遍，隐喻性架构就是从一个架构到另一个架构的映射。换言之，架构比隐喻更为基础，因此，架构理论可以涵盖概念隐喻理论，可视为概念隐喻理论的最新拓展。此外，贝特森提出的架构概念与元传播理念密切相关，人们在传播中遵循的架构是从传播活动中高度抽象出来的，与实际的交流之间呈现一种符号关系，即隐喻关系。

　　架构理论的三组核心概念

　　第一组概念是隐喻性和非隐喻性架构。认知科学认为，人们是以架构和隐喻来进行思考和交际，架构可分为隐喻性和非隐喻性架构，隐喻性架构更为普遍。第二组概念是表层架构和深层架构。词语可以激活表层架构，表层架构再激活深层架构。不同层级的架构相依相存，并且只有当表层架构与受众的深层架构一致时，才容易被受众所接受。最高层级的架构是道德。第三组概念是静态和动态架构。架构由角色、角色间的关系以及角色所参与的事件场景三大基本要素构成。相较于静态架构，动态架构更能凸显话语主体基于受众架构以构建社会现实、影响受众决策的动态过程。动态架构又包含两种形式，即架构和再架构。再架构反映了话语主体对同一事实采用的不同凸显方式。这三组概念也揭示出架构分析的具体操作步骤：识别话语中的表层架构→归纳话语中的深层架构→具体分析架构的三个要素→揭示特定语境中架构的含义和话语主体的意图。

　　架构理论研究前景广阔

　　架构理论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词汇学方面。架构理论突破了传统语义研究只注重语言本体的局限，充分考虑语境及其激活的百科知识，可细致探究词汇不同侧面的意义，极大地拓展了词汇研究的视野。例如，“他处在十字路口”中的“十字路口”在不同的架构中意义不同：在道路架构中，“十字路口”是交通上的十字路口；在爱情架构中，“十字路口”喻指他与爱情伴侣之间关系破裂即将分手；在人生架构中，“十字路口”喻指他面临人生的重大抉择。

　　二是语用学方面。人们在日常交际中常“以言行事”，交际双方可依据不同的意图和情境，选择相应的架构进行语言组织和表达，引导受众作出符合预期的选择。面对同样的状况，由于各人的政策主张不一样，选用的架构会迥然不同。即便使用同样的架构，话语主体也根据各自不同的政策倾向有意识地凸显不同的侧面。例如，美联储前主席伯克南用“财政悬崖”（fiscal cliff）这一隐喻性架构描述美国在2013年1月1日同时出现税收减少与开支增加局面，旨在强调“增税”“减支”和降低财政赤字的急迫性。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则反对使用该词，主张使用“紧缩炸弹”（austerity bomb）这一隐喻性架构，倡导加大投资，发展经济，不考虑财政赤字问题。即便是对于“财政悬崖”，FOX News和CNN两家美国媒体也向民众呈现截然不同的架构侧面以表达自己的不同见解。前者倾向于保守主义，反对增税政策，高频使用含有贬义的“猛增”（hikes），凸显增税带来物价和学费上涨等不良后果。后者则倾向于进步主义，支持增税政策，高频使用“收益”（revenue）一词，凸显税收负担主要针对上层阶级，从政府的立场阐明增税对民众有利。

　　三是话语研究方面。架构在话语解构和建构中均举足轻重。在解构话语时，我们可更加深入地研究话语中角色、角色间的关系、角色所参与的事件场景和文化因素。在话语建构时，架构、隐喻、情感、道德比语言表达更为重要。我们善用蕴含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价值观的架构来建构中国话语。例如，近期架构在全民战“疫”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人民战争”极具中国文化特色，源自毛泽东军事思想，蕴含着战争发生的“正义性”、参与战争的“群众性”和战争实践的“整体性”。用“人民战争”来架构抗击疫情的应对措施，不仅可以凸显防控的重要性，还能唤起民众的紧迫感和集体意识，使战“疫”从个体行为变为集体行为，有利于构建战“疫”共同体。鉴于架构理论具备系统性和跨学科性，可以预见该理论将在神经科学、决策咨询、公共外交等方面有着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本文系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习近平总书记语言风格研究”（18AYY02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外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