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使命”是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一个重要话题，围绕着“人的使命是什么”“如何实现人的使命”等问题，德国思想界展开了热烈的探讨与争论，这些探讨对康德和费希特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现有的哲学史或者思想史著作往往将叙述的重点放在莱布尼兹、康德、费希特等著名哲学家身上，对启蒙运动时期德国思想界的场域则缺乏观照。
斯伯丁与“人的使命”的提出
约翰·斯伯丁（Johann J. Spalding，1714—1804）于1748年匿名出版了一本仅有26页的小册子，题为“关于人的使命的沉思”。一般认为，这部书的写作目的，是为了回应拉美特利（La Mettrie）同年出版的《人是机器》中的机械唯物主义观点。此书问世后好评如潮，赫尔德在阅读之后，称赞其为德语著述领域新的“经典” 。
在书中，斯伯丁以笛卡尔式的个人沉思展开他的论述：作为拥有理性能力的“我”为了探寻人生的准则，反思人自身追求的一系列对象——“感性”“精神的愉悦”“道德”“宗教”，以及“不朽”。斯伯丁在全书的开篇就提出，他希望用“稳妥、高尚和有利的”的反思方式来探寻“我为什么存在”“我如何以理性的方式而存在”。对于人的感性欲望，斯伯丁认为这不是人的使命所在。人在享乐之后只有空虚的感觉，“感性的愉悦的运作无法满足我整个心灵。仿佛有个深渊，要求另一种满足”。于是，“我”就转入对“精神的愉悦”的思考，但这种愉悦也是不够的。“我”回想起优美的音乐、美丽的花朵、明亮的阳光等美好的事物，这些更高层次的美给“我”以更多纯粹的愉悦，之前“我”屈从身体的感受得到的愉悦不能与之相比，“我”会轻易地忘掉后者。“我”意识到，“我精神中的自然禀赋就是来探索真理的”。“我”需要追求完善理智的能力，澄清观念，扩展视野。但这最终不能使“我”满足，这只是个人的完善，与“我”的幸福无关。“我”的幸福还要依赖于“道德”。“我”进一步发现，内心中有一种倾向促使更多的人得到幸福。“我”从单纯的“精神的愉悦”转入了“道德”。“我”在对道德反思之后认识到，心灵之中自然存在着是非善恶的观念，那么必然有一位“立法者”存在于心灵之中。这一“立法者”的观念指引“我”去探寻那最圆满的存在者，即上帝的知识。这就进入了对“宗教”的沉思。斯伯丁指出，向完满不断前进的希望提升了“我”的价值和使命，现有的生活不是我存在的目的，“我”有永恒的目标，向着完满去发展，“我的价值和我的幸福只在于此”。
斯伯丁的这部著作激起了当时德国知识界的热烈讨论，如歌德就曾在旅途中同友人详细讨论人的使命的“完整体系”。受斯伯丁著作的影响，相关讨论人的使命的著作纷纷出版。据统计，从1740年到1850年间，以“人的使命”为标题的书有71部，其中大部分是在1770—1800年间出版的。
门德尔松与阿伯特之争
1764年，青年学者阿伯特 （Thomas Abbt）与犹太思想家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在通信中就“人的使命”这一话题展开论争。阿伯特指出，斯伯丁对“人的使命”的沉思既幼稚又教条，如果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发现，人类历史上存在大量罪恶、屠戮和战争，但斯伯丁对人类现状中荒谬的方面视而不见，其理性沉思中的自我也从未对此反思过，因而他的沉思与现实无关。阿伯特认为，人的存在意义是模糊不清的，不仅理性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启示也没有告诉我们终极的使命是什么。阿伯特批评理性主义的观点：对于像“不朽”这样的难题，理性本身的探究是无法给出最终结果的。进一步说，“不断完善”的观念本身就是同人的能力相悖的。此外，那种认为我们此生是为来世做准备，从而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的想法本身就是错误的。
与阿伯特相对，作为理性主义者的门德尔松站在斯伯丁一方，但他修正了斯伯丁著作中“此生是为来世做准备”的基督教信念，代之以“两者都是手段，两者也都是最终目的”。门德尔松持有莱布尼兹式的乐观主张，坚持认为我们存在的世界是最好的世界，而我们存在的目的就是实现个人的完满，人的使命就是“在理性认识的状态中去完成上帝的意旨，坚持变得更为完善，在完善的过程中幸福”。阿伯特借助人类历史来批判斯伯丁的观点，门德尔松对此不以为然。他坚持斯伯丁的观点，认为人生活的历史就是其禀赋逐步展开的过程。“暴力、屠杀、迫害……这些都会使我们丧命，但是这些都不能阻止人们在尘世寻求德性和理性的认识”，“而根本的人的使命，是按照上帝的意图教化心灵的能力，这对愚人和智者来说都适用，只是实现的过程中有量的区别”。
可见，门德尔松和阿伯特的观点正好完全对立：前者主张理性思辨，后者反对理性思辨；前者思考的对象是单独的个人，而后者考虑的是作为整体的人类；前者是哲学人类学的描述，后者则诉诸对历史的反思。
康德、费希特与“人的使命”
德国康德专家诺伯特·辛斯基（Norbert Hinske）指出，门德尔松和阿伯特的争论是康德写作《世界公民观点下的普遍历史观念》的主要动因。而德国康德专家莱因哈特·布兰德（Reinhardt Brandt）则进一步主张“人的使命”应当是康德著名的三大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能希望什么”）之前的“原问题”。纵观康德的全部著述，从前批判时期的手稿到晚年出版的《实用人类学》，都可以发现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前批判时期，康德对人的使命的思考是个体的抽象思辨。在写于1764—1765年间的《〈关于美感和崇高感的考察〉的批注》中，康德提出：“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寻求人的使命”；“人最大的事情就是知道，如何实现它在受造物中合适的位置，为了作为人，理解他应当怎样做”。批判时期，康德涉及“人的使命”的考察有了历史现实的维度，关注的是作为整体的人类。康德在《实用人类学》中指出，人的个性就在于人能够自己设定目的，使自己“完善化”。人能够“作为赋有理性能力的动物把自己造就成为一个有理性的动物”。康德认为人具有三种禀赋：“技术性禀赋”“实用性禀赋”和“道德性禀赋”。人类产生之初，需要发展“技术性禀赋”，借以保存自身，繁衍后代。而随着人的发展，人们结成了社会。在社会生活中，“实用性禀赋”（使得人类成为“有教养的、注定和睦的存在者”）同“人类的自然倾向”相冲突。在这种状态中，人类不断制造冲突，同时也不断借此向更完善的境地前进。而人类期待的理性境地，就是人的“道德性禀赋”不断壮大直至完全实现。人是善和恶的结合体，实践理性能力使他能够认识到道德法则，但是他“里面有一种积极欲求不允许的东西的倾向”。为了实现人的使命，人需要在“社会中通过艺术和科学来使自己受到教化、文明化和道德化”，这个过程就是康德描绘的从“受到感性逼迫的社会整合”逐渐成为“道德的整体”的过程。康德认为，这种人类整体的道德化只能通过在无穷世代的不断进步中逐渐逼近，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人的使命”的相关讨论对费希特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他的名著《论人的使命》（1800）就是明证，此前他还专门写了《论学者的使命》（1794）。费希特曾经回忆说：斯伯丁的著作在他“年少的心灵中播下了更高思辨的最初萌芽”。
写于耶拿时期的《论学者的使命》区分了“自在的人的使命”和“社会的人的使命”。作为有理性的人，他存在的目的就是“道德的日益自我完善”。自我完善的终点在于人实现真正的自由，使得“一切非理性的东西服从于自己，自由地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去驾驭一切非理性的东西”。这是人的“真正的使命”。然而，“人注定就是社会的”，在社会生活中，人不仅要完成自在的使命，还要完成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使命。费希特认为，“社会的人的使命”是在人与人共同完善的过程中，他们相互的热诚“日益坚实”，联合的规模“日益广阔”。
发生于1798年的“无神论事件”给费希特造成很大打击，他的实践哲学开始向宗教哲学过渡。柏林时期成书的《人的使命》就体现了这一点。在书中，他划分了两个世界：感性世界和超感性世界，感性世界是变化不定的，超感性世界才是真实和永恒的。人应当通过道德行动和信仰进入这一超感性世界。在超感性世界中，有更高的存在。“自由生物的规律”只能由“太一来解释，由那个在自己的范围里保持和负载万物的无限意志来解释”。在上帝这位“不可理解者”之中，“我对我自己变得完全可以理解”，人的使命通过上帝得到了理解。在柏林时期的费希特哲学中，上帝的地位大大提升了。上帝不仅是道德哲学思辨的必然结果，而且是支配一切、操纵一切的精神实体，这一普遍的意志能够“以职责的呼声干预我们的心灵”。
通过上述对“人的使命”相关讨论的回顾和康德、费希特著作中相关内容的分析可以看到，康德、费希特的很多观点与当时的讨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关注、吸收、借鉴并反思这些思想界的讨论，并将对这一课题的思考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回顾这一课题，使我们能从更大的思想史视野去理解并思考德国古典哲学研究对象的由来。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