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国时期是有意识且较系统地进行汉字简化的起始阶段，尽管该时段的汉字简化工作进行得还不全面、不深入、不彻底，但它却是自唐宋以来社会生活中不时出现减省形体、俗写形体，到新中国成立之后进行系统简化工作的中间阶段。不过，其时学者并非一开始便将目光聚焦到汉字中已有的减省形体上，并非天然地有成系统的简化方案和推行办法供他们采纳。综合来看，该时期汉字简化的发展以不断摸索与开拓为主基调，并表现出如下特征。

　　推进模式具有辩证性

　　我们可将该时段汉字简化的推进过程描述为“螺旋式上升”，即其时学者以“辩证”的思维，在不断“尝试—否定—再尝试”的模式下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探索，逐步确立了“推行简体字，辅之以拼音”的汉字整理理念。

　　这个推进模式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其一，沿用汉字与改用拼音文字之争。为解决字形繁难的问题，1892年由国人创制的第一个字母式拼音方案《一目了然初阶》发布，至1910年，全国各地提出的拼音方案有28种之多。1908年，《行用简字平议》开始了对“简字”之路的反思，认为社会通行的汉字一年半时间即可学完，且有自晋唐以来的行草字。此外，1909年陆费逵在《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中指出，汉字形体繁难、不易推行，并认为近人创制的“简字”与旧有文字差异过大，由此他主张推行俗体字。至1918年，钱玄同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中明确反对推行拼音“简字”，主张废除汉字，代之以Esperanto（世界语）。不过，彻底废弃汉字绝非易事。故而钱玄同又在《减省汉字笔画底提议》《汉字革命》等文章中指出，在改汉字为字母拼音的“筹备”期内，可通过写“破体字”对其进行补救，并提倡搜录固有的减省形体。1928年，陈登皞在《中国文字改革的具体方针》中否定了将汉字根本废除、改用罗马拼音的做法，主张先简化社会上最常用的一些汉字。

　　其二，对字形简化成果的整理。在保留汉字的思路下，学者们多方搜集固有的减省形体。1930年，李从之在《简字的研究和推行方法的拟议》中辑录了87组繁简对应字例，这是真正意义上以“字表”模式展示简体字的开始。由此来看，汉字简化的工作从偏重理论推进到了侧重实践。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1935年《第一批简体字表》的发布，人们整理出的各类简体字表有12种之多。与此同时，学者们还就整理的思路、原则、方法、步骤，整理成果的展示模式、形体选录的学理依据等，展开了更为广泛的探究。

　　其三，对推行简体字与走拼音化道路的综合反思。1936年1月，民国政府叫停推行简体字之后，学者们又重点围绕简体字是否是汉字改革的未来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有人认为应该彻底走拼音化道路，也有人认为简体字之路也行得通。继而又有学者提出了“多路融合”的主张：推行简体字，辅之以拼音。

　　研究方法具有多样性

　　该时期学者在探究汉字的简化问题时，创造性地使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其中，有几种方法的影响比较深远。

　　其一，“字形表”展示法。学者们在处理形体简化的实践成果时，往往以“字形表”的模式进行展示，典型代表为《第一批简体字表》。事实上，民国学者整理出的汉字简化“字形表”多达20余种。

　　其二，“月谱”“年谱”展示法。以杜子劲为代表的学者，对1926—1933年间的汉字简化工作及简化成果以“月谱”的形式进行了总结。此外，他还整理出了1909—1935年间的简体字“年谱”。

　　其三，实验分析与数理测算法。比如在“字形简化成果的整理阶段”，以艾险舟、傅葆琛、徐则敏、李从之等为代表的学者，充分利用实验统计、数理测算、对比分析等研究方法，对学生识字教育、民众识字教育中该教授哪些汉字、教授多少汉字、如何教授等问题，进行了更为科学的测算和分析。

　　其四，字频统计与分级归类法。主要指依据字频对字符进行分级。比如徐则敏在《汉字难易分析的研究》中，根据使用频次，将他提取出的2400个常用字进一步分为最常用、次常用、常用三级，每类各计800字。

　　其五，心理认知研究法。比如艾伟在《从汉字心理研究上讨论简体字》等论著中，将汉字难易度的研究从实验分析进一步深入到心理认知的层面。

　　其六，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其时学者一方面考察了汉字发展简易化的总趋势，另一方面又考察了世界文字趋简的总规律。比如艾险舟在《识字教学之研究》中主张用简体字进行教学，其理由之一是英国文字也经历了由繁到简的变化。再比如黎正甫在《简体字之推行与阻力》中指出，世界各国的文字基本都是“由繁而简”变化的，足见简体字既适合普通民众的需求，也顺应文字发展演变的自然趋势。

　　讨论方式具有连续性

　　这里所谓的“连续性”，主要指某学者提出一些观点、方法或整理出一些简化成果后，其他学者往往会就该主题或成果继续进行研究。

　　1909年1月，陆费逵在《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中提倡使用俗体字；同年2月，沈友卿在《论采用俗体字》中对陆费逵的主张提出了异议；同年3月，陆费逵又在《答沈君友卿论采用俗字》里对沈友卿进行了回应。再比如1933年11月，林语堂在《提倡俗字》中对“别字”与“俗字”进行了区分，并明确反对“别字”，提倡“俗字”。其后，钱克顺在《读了廿九期“提倡俗字”后的一封信》中，对林语堂《提倡俗字》里的观点进行了辩驳。还比如1935年3月，《推行手头字缘起》收录了“手头字推行会”搜集的300个“手头字”；同年5月，胡行之在《关于手头字》中新搜集了80个“手头字”，对“手头字推行会”的成果做了补充。

　　所持理念具有前瞻性

　　即便从今日之学术视野审视，其时学者提出的一些主张或见解仍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和学术价值。这些研究理念中，尤其值得进一步深入思考和挖掘的，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其一，对改简汉字的认识。有人以汉字是“象形文字”“衍形文字”的理由反对减省汉字的笔画，对此，钱玄同在《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中指出：“应该谋现在的适用不适用，不必管古人的精意不精意。”另外，刘公穆在《从工作效率观点提倡简字》中认为，文字变迁依据“自然进化”的规律运行，但有时又要借助“人工”，不过“人工”只能在“自然”的基础上进行。

　　其二，对简体字价值的认知。黎锦熙在《文化与教育》中认为，简体字之所以也有价值，是因为它顺着汉字自然的趋势发展，从古代便如此。而刘公穆在《从工作效率观点提倡简字》中也指出，在将来的社会上，简体字一定会推行；并认为中国的文字不能毁灭，简体字的应用只需要等待时间。另外，艾伟在《从汉字心理研究上讨论简体字》中指出，如果所选的简体字合乎科学原理，即使部令不正式颁行，它也会行用。

　　其三，对汉字简化思路的创新。沈有乾的《汉字的将来》在分析汉字音无专形、字形复杂、字数繁多等特点的基础上，主张“三路会师”，即将标音符号运动、简体字运动、基本字运动三种方法的好处糅合起来，从而创出“第四种”方法。

　　其四，对其时汉字简化工作不足的揭示。张公辉在《国字整理发扬的途径》中剖析了民国时期汉字简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首先，没有完整而切实可行的计划，整理过程漫长，方法散乱，缺乏有效标准，忽视了文字在一定的发展阶段有求稳定的需要。其次，简体字只是减少了笔画，没有建立起科学合理的标音体系；如果不能取代繁体字的地位，那么一字繁、简二体并行，反而增加了汉字的繁难度。

　　综上，清末民国时期汉字简化的种种成果，都是其时学者经过不断探索、争辩、反思、创新才获得的。总结该时段的相关经验、方法及种种失误，对当今和未来的汉字整理及规范工作而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文系国家语委“十二五”科研规划2015年度重点项目“清末民国汉字简化研究信息库建设及相关研究”（ZDI125-5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