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研究应该考虑移民和晚期双语等因素。移民常常与晚期的双语现象同时发生，当探讨双语优势效应时，这两种因素常常发生混淆。目前尚未清楚这种优势效应是移民造成，还是双语经验造成，抑或是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未来研究需要澄清不同类型双语和社会人口因素对执行功能的影响。

　　“双语优势”（bilingual advantage）指的是由于使用两种语言，双语者的执行功能比单语者发展更好。执行功能，也称为认知控制或执行控制，包含广泛的认知过程和行为能力，包括口头推理、解决问题、计划、排序、保持注意力、抵抗干扰、利用反馈、多任务处理、认知灵活性以及处理新奇事物的能力。目前，研究者普遍认为执行功能是多维度结构，转换、抑制和刷新是执行功能的三个核心成分。目前大量研究都证实了这一优势的存在，这些研究涉及不同语言类型的双语者，如英法、韩英、汉英双语者等。自1962年Peal和Lambert 发现双语儿童非言语智力测验和智力测验总分数显著高于单语儿童后，心理语言学界激起了“双语优势”的研究热潮。迄今为止，“双语优势”仍然是双语领域最热门的研究课题之一，然而也是最具有争议的课题之一。随着研究的深入，近年来“双语优势”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一些研究者认为，支持“双语优势”的证据实际上是额外变量未控制好的结果。

　　“双语优势”的证据或不足

　　Donnelly、Brooks和Homer报告了80项研究（253种效应大小）的元分析结果，比较单语者和双语者在非言语干扰控制任务中的表现，同时检验总反应时（RT）和干扰代价（interference cost）两个相关变量潜在效应的调节因素。结果发现，在总反应时（RT）上存在小且显著的双语优势，而一旦纠正了发表偏差后，这种优势就不存在了；在干扰代价（interference cost）上同样存在小且显著的效应，这一效应不受任务和被试年龄的影响，但受到二语习得年龄与变量交互作用的调节，即显著的干扰代价（interference cost）效应只出现在晚期双语者的研究中，而不是早期双语者的研究。因此，研究者认为，在干扰控制任务上存在“双语优势”证据不足的问题。

　　同样 ，Lehtonen 等人从152项成人的研究中详细探讨了891种效应大小，比较双语者和单语者在6种不同的执行功能任务中的表现。结果发现，在纠正发表偏差的估计值之前，双语者在抑制、转移和工作记忆方面存在非常小的双语优势效应，但在监测或注意方面则没有；在纠正偏差后，没有证据表明“双语优势”仍然存在。因此，研究者认为，现有的证据并没有为“双语促进成人执行功能”这一假设提供有力的支持。

　　样本量规模和变量选取影响可信度

　　Paap、Johnson和Sawi的研究发现，2011年以后进行的“双语优势”研究，超过80％结果无效或是效应很小，那些发现双语优势的研究都具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样本量较小。尽管一些脑成像研究也证实双语优势的存在，但他们认为这样的贡献微不足道，因为神经差异与行为差异不一致，并且神经测量通常是模糊的。因此，研究者认为执行功能的双语优势要么不存在，要么被夸大，它可能仅限于样本量小的情况。在Arizmendi等人的研究中，西班牙语—英语双语儿童（7—9岁）在执行功能的抑制、转换和刷新任务上的表现与单语儿童没有显著的差异。这表明了，儿童双语优势并不存在。

　　目前已有确切的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SES）、移民身份、种族背景对执行功能产生影响，而这些都是双语者和单语者之间存在差异的因素。例如，儿童出身于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往往能得到很好的孕期照料、良好的父母教养方式、丰富的认知刺激等，这些都是促进儿童执行功能发展的重要因素。相比于来自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家庭的儿童，他们更容易去学习第二语言，成为双语者。还有，移民者往往是双语者，研究发现他们受教育水平和智商水平比非移民者高。然而，过去的一些研究并没有很好地将这些变量加以分离和控制。因此，无法断定双语优势来自于双语本身，还是来自这些人口学因素。

　　双语优势仍待继续探索

　　为了更好探究双语优势是否存在，Antón、 Carreiras和Du?觡abeitia最近在严格控制人口学因素的情况下，大样本选取了180名西班牙的青年参与了实验，考察双语者与单语者在执行功能和工作记忆上的差异。其中90名双语者来自巴斯克地区，母语为巴斯克语，第二语为西班牙语，他们能高度熟练使用两种语言，在日常生活中对两种语言的使用频率相当，为熟练且平衡的双语者。另外90名单语者来自西班牙南部穆尔西亚，能高度熟练使用西班牙语，很少或没有获得有关其他语言的知识。双语者和单语者两组被试在年龄、IQ、社会经济地位、教育水平以及西班牙语知识等方面相匹配，没有显著性差异。也就是说，实验控制了可能影响执行功能的人口学变量，如果两组被试在执行功能和工作记忆上存在差异，那么意味着这种差异纯粹由语言经验造成。尽管两组被试在不同地方参加测试，但他们使用的实验设备和程序相同。Paap等人认为，若要连贯地证明“双语优势”的假设，这种优势至少应该存在于测量同一认知能力的两种不同的任务之中，并且这些任务是相关的。为此，在实验中，研究者采用了Flanker任务、西蒙任务、言语Stroop任务和数字Stroop任务测量被试的执行功能，这四项任务测量的都是执行功能的抑制能力，以及采用Cosi任务和数字广度任务测量被试的工作记忆，两个任务都包含顺向记忆和反向记忆两个版本，顺向记忆为简单任务，反向记忆为复杂任务。实验结果发现：第一，在执行功能方面，双语者与单语者在四个任务上的表现没有显著的差异。换言之，相对于单语者而言，双语并不足以提高青年人的执行功能。第二，在工作记忆方面，无论是Cosi任务还是数字广度任务，双语者与单语者在简单任务上没有显著差异，但在反向Cosi任务和反向数字广度任务，即复杂任务上，双语者记忆的项目显著高于单语者，也就是说，当任务需要对存储的信息进行复杂的加工和检索时，双语经验的确提高了工作记忆。

　　基于研究结果，研究者得出结论：在控制了智力、社会经济地位、移民身份、种族背景等人口学因素后，当样本足够大时，双语者在执行功能上不存在优势，仅在复杂的工作记忆任务上存在优势。这是否意味着双语执行功能优势不存在了呢？然而，研究者认为，研究所得的结论只限于一种非常具体的双语者（该研究中，双语者为平衡的双语者），还不能推广到其他的双语人群当中。研究者提出，未来研究应该考虑移民和晚期双语等因素。移民常常与晚期的双语现象同时发生，当探讨双语优势效应时，这两种因素常常发生混淆。目前尚未清楚这种优势效应是移民造成，还是双语经验造成，抑或是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未来研究需要澄清不同类型双语和社会人口因素对执行功能的影响。

　　双语优势存在与否，需要研究者继续探索。然而，对于普通人而言，学习第二门语言的原因很多，如出国留学、了解另一种文化、与他人顺畅交流、贸易往来、科学研究等，并非基于双语优势，双语优势不过是二语习得的副产品。随着人口流动、商品贸易、文化交融的开展，学习二语或多语成为了当代社会的一种趋势。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民族双语者的认知控制”（31660282）、云南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ysdyjs201905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