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残游记》是晚清小说家刘鹗(1857—1909)的代表作,包括初集、二集和外编,是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老残游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文学名著”,其英语译介已有近百年历史,国内外版本众多,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老残游记》的英语译介历程
1929年,英国汉学家亚瑟·韦利(Arthur Waley)在《亚洲》杂志发表《歌女》,该文系《老残游记》初集二回“王小玉说书”片段节译,开启了这部小说在英语世界的漫长旅行。
20世纪30—40年代,国内掀起了《老残游记》英语译介热潮。1935年,林语堂在《中国图书评论》上发表《中国的加里-库契》,亦为“王小玉说书”片段节译。1936年,林语堂出版了《老残游记》二集节译本《泰山的尼姑》,这一译本后收录于林语堂1951年版《寡妇,尼姑与歌妓:英译重编传奇小说》。1939年,林疑今和葛德纯的英文全译本《行医见闻》在商务印书馆面世。
1947年,杨宪益与戴乃迭夫妇在南京独立出版社出版《颓废先生》,随后更名为《遗弃先生》和《颓废先生:郊游记》,分别于1948年和1961年在伦敦乔治艾伦-昂温出版社和香港复兴出版社出版。因杨译本删减初集原文第九至十一回全部内容及第十六至二十回关于谋杀案的部分内容而饱受英语世界学者诟病。2005年,杨宪益译本入选“熊猫丛书”,由外文出版社出版。
1939年,时任燕京大学教授谢迪克(Harold Ernest Shadick)在《燕京学报》上发表《老残游记:一部社会小说》的研究长文,其中便包含小说初集十一个章回的零散节译。1952年,谢迪克的《老残游记》全译本在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并分别于1966年(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74年(格林伍德出版社)和1990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在美国再版,其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谢迪克的全译本还入选了《大中华文库》系列丛书,分别于2005年和2015年在译林出版社出版。
1989年,美籍华裔汉学家黄宗泰(Timothy C. Wong)发表二集节译本《老残游记二集:第七至九回》。2017年,国内学者耿智和萧立明的《老残游记》全译本在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老残游记》在英语世界的研究
尽管《老残游记》英译本众多,但其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影响较大程度上始于谢迪克译本的诞生,相关研究也从谢迪克译本评介深入小说本体研究,并逐渐扩展到比较文学与比较哲学研究领域。
第一,谢迪克译本评介。谢迪克译本自诞生以来,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谢迪克以呈现原语文化为旨归,采用异化翻译策略,辅以长达40页的详尽注疏,使译本兼具文学可读性和学术研究性双重特征,为《老残游记》在英语世界的相关研究提供了翔实的文献资料。
英国汉学家亨利·麦克拉维(Henry Mcaleavy)、意大利汉学家兰侨第(Lionello Lanciotti)、黄宗泰等学者均撰文推介该译本。一方面肯定了谢迪克在保留中国文学文化精髓与迎合西方读者审美旨趣等方面做出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指出谢迪克译本存在语言生硬、流畅度不够等问题。但瑕不掩瑜,谢迪克译本至今仍是英语世界学者开启《老残游记》研究之门的“钥匙”。
第二,小说本体研究。英语世界的《老残游记》本体研究聚焦于小说的文学定位、原本考辨以及文学价值研究等维度。首先,国内外学者对《老残游记》的文学定位截然不同,这为后世学者研究《老残游记》提供了多元的学术视角。其次,因晚清民国时期图书版权管理混乱,出现了“鱼目混珠”的小说翻版,引发了英语世界学者的一股原本考辨热,如华裔学者马幼垣(Ma Yau-Woon)与国内学者刘厚醇关于《老残游记》二集原本的论争,黄宗泰对初集原本的考证等。最后,小说文学价值研究视角多元,成果颇丰,如人物形象研究、小说虚拟与现实的关联研究、作者创作动机研究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夏志清的《老残游记新论》,探讨了小说的艺术成就和政治意义,是英语世界《老残游记》研究的里程碑,开启了《老残游记》的超文本研究视角。
第三,比较文学与比较哲学研究视野。刘鹗是晚清民间儒学“太古学派”弟子,其倡导的哲学理念为儒家的“经世致用”思想、道家的“内敛平衡”立场、佛家的“慈悲救世”情怀,是一种游走于“入世”与“出世”间的“仕”与“隐”的哲学态度。《老残游记》是中国传统小说与西方小说的杂糅,是刘鹗将西方小说元素融入中国传统小说创作的大胆尝试。此外,《老残游记》亦是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交流与碰撞的文学范本,是文学领域的哲学研究和哲学领域的文学研究典范。
研究视角的转向
20世纪90年代后,英语世界学者突破了《老残游记》译本评介与小说本体研究藩篱,转向比较文学与比较哲学研究领域。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之融通与交流成为英语世界《老残游记》研究的热点方向。诸多汉学家如萨进德(Stuart H. Sargent)、魏纶(William Philip F)以及华裔学者黄宗泰、夏志清、林顺夫(Shuen-Fu Lin)、李欧梵(Lee, Leo Ou-Fan)、邝兆江(Luke S. K. Kwong)等都是这一领域的佼佼者。
从比较文学研究而言,通过对《老残游记》进行历时与共时的分析,发现刘鹗在传承中国人道主义精神与接受西方科技文明时的矛盾,揭示《老残游记》被誉为“人的文学”的精神实质。在比较哲学研究层面,《老残游记》饱含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但又极具传统东方主义色彩,与汉学家狄百瑞(Theodore de Bary)所著《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和《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的哲学理念虽有共性,但又极具时代性和民族性等个性化品质。英语世界学者对《老残游记》研究的哲学转向,一方面表明中国古代哲学在“他者”语境中焕发出新的活力与生命力,另一方面也是英语世界读者在“物欲横流”的金钱世界借助东方哲学智慧构筑精神家园,寻求心灵慰藉的具体体现。
《老残游记》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案例为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提供了新思路。首先,应加强海外汉学家与中国文学翻译家的协同合作,深入解读中国文化精神基因,赋予译本在异域语境中以吸引力和感召力。其次,加大与海外出版社的合作力度,扩大海外阅读群体,提升中国文学的国际影响力。再次,找准中西文化语境的相融相通之关键点,主推蕴含哲学义理的文学作品,迎合目标读者的阅读期待。总之,在中国文学外译和传播过程中,我们应牢固树立文化自信,坚守文化精髓,为构建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学话语体系,促进世界各民族文学文化交流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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