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家训齐家、教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色，也是日本、朝鲜等国在吸收中国文化过程中积极借鉴的内容之一。在中国的家训史上，《颜氏家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部书共7卷20篇，其内容丰富、语言平实，涉及日常生活中的诸多方面。《颜氏家训》不仅在东亚国家产生过广泛影响，在英语世界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其英译本受到国外汉学界的关注，也有许多中外学者参与过《颜氏家训》的英译。

　　《颜氏家训》的英译与出版

　　20世纪30年代中期，已经在燕京大学历史系获得硕士学位的邓嗣禹留校任讲师，协助美国汉学家博晨光（Lucius Chapin Porter）讲授中英翻译课程，并时常与外教进行团队教学。在讲课之余，他和博晨光一起开始了《颜氏家训》的英译工作。他们不仅以《颜氏家训》英译本作为课题，申请到了燕京大学当时仅有的两个项目之一的司徒雷登研究项目基金，还共同讨论翻译《颜氏家训》的技巧和修辞方法，并合作进行了部分章节的翻译工作。1937年，邓嗣禹得到了赴美国国会图书馆协助美国汉学家、时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恒慕义（Arthur William Hummel）编写两卷本《清代名人传略》的机会。彼时已是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夕，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邓嗣禹将尚未完成的手稿交给了博晨光，起身前往美国。这项翻译工作便暂时搁浅了。

　　1943年，已经63岁的博晨光被日军逮捕入狱，并带到山东潍县的一个集中营关押起来，直到1945年底才被释放。经历过这次磨难，博晨光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精力也不如从前。经过与他协商，邓嗣禹决定独自承担翻译工作，博晨光则负责撰写前言。

　　1946年，邓嗣禹回到国内。久别重逢的邓博二人在讲课之余，再次开始了《颜氏家训》的翻译工作。令人遗憾的是，直至1958年博晨光在美国去世，翻译工作也未能完成，由其为《颜氏家训》英译本撰写前言的计划更未能实现。这之后，邓嗣禹独立承担起了有关翻译工作。1966年，《颜氏家训》英译本在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出版，这是《颜氏家训》最早的英译本。为了感谢博晨光对该书翻译工作的支持，缅怀二人共同合作的美好时光，邓嗣禹在书的封页上写道“这本书专为怀念博晨光，1880—1958”。

　　为了帮助西方读者更好地理解《颜氏家训》的内容，体现原著的价值，《颜氏家训》英译本增加了长篇引言，译者在其中介绍了家训在中国的地位和作用、《颜氏家训》的写作背景、颜之推的个人经历介绍、颜之推在社会和教育问题方面的观点看法、《颜氏家训》作为哲学学习研究素材的综合优势、《颜氏家训》与佛教和儒家学说的关系等。

　　此后，邓嗣禹根据读者的要求，为了帮助西方读者理解书中的缩写词，同时方便查找书中的相关资料，在原著的基础上，另外增加了缩写词列表、参考书目提要，补充了索引等内容，将译本由原来的228页增加到245页，并于1968年、1969年两次再版。目前所知，1966年的版本仅收藏于台湾，1969年的版本仅收藏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国家图书馆（增加到250页）。中外读者了解和查阅更多的是1968年的版本。

　　受到学界关注

　　《颜氏家训》英译本1968年版问世之后，受到了欧美汉学界的较大关注。德国汉学家田宇利（Ulrich Theobald）在其网站上介绍了这本书。英国历史学家史怀梅（Naonmi Standen）所著《忠贞不贰？辽代的越境之举》一书也参考了《颜氏家训》。不过对这本书最感兴趣的，或当推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系资深教授丁爱博（Albert E. Dien）。他不仅对此书进行了全面评价，还发表了相关研究成果。1973年，丁爱博在《美国东方社会》杂志上，以《〈颜氏家训〉评论》为题，发表书评表示：“《颜氏家训》英译本本身很好阅读，值得高度赞赏。……灵活的形式足以让他（颜之推）有足够的广度及广泛的话题，留下许多有关他本人与时代的非常有趣、有价值的信息。这个译本是近年出现的，有关《颜氏家训》与作者的系列研究之一。邓嗣禹的译本将非常有助于未来的六朝研究。”

　　1976年，丁爱博出版了英译本《观我生赋：颜之推传记》。该书是丁爱博博士论文的一部分，包括“颜氏家庭与职业”“文学活动”“结论”以及“传记”四部分，是当时研究《颜氏家训》最完备的资料之一，得到了多位学者的高度评价。

　　1995年，丁爱博在南京参加魏晋南北朝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时发表论文《评〈颜氏家训〉第九章：〈文章〉篇》。他在这篇论文中，对《颜氏家训》中的文学问题，包括文体论、作家创作、写作技巧等进行了探讨。他用西方分析理论阐释了《颜氏家训》的文学理论特点，认为在《颜氏家训》中“点缀其中的逸闻轶事令文章生色不少，这也表现出颜氏创作向生活实际、现实主义贴近的努力”。同年，他还在Cahiers d’extreme-Asie杂志第8卷发表了《死亡的教诲：颜之推的案例》一文。在这篇文章里，丁爱博利用他的考古学专长，以当时的考古学证据对比分析了《颜氏家训》“终制篇”提到的随葬品。在考察了汉魏六朝古墓中的棺椁、七星板、封蜡、弩爪、玉猪、锡人等物后，它表示“《颜氏家训》让我好奇的是，它那份清单（‘终制篇’里所列清单）一定有所遗漏。举例说，它根本就没提及我们希望在某个高官墓冢中发现的某些物品，诸如端砚、官符以及印章等”。

　　2000年，他又在Asia Major第13卷第1期上发表文章《一位六世纪父亲关于文学的忠告：〈颜氏家训〉第九章评论》，继续对于《颜氏家训》第九章内容进行了研究与评论。

　　2010年夏，83岁的丁爱博再次应邀到北京师范大学做讲座，并接受了有关学者的专访。访谈者提出了许多问题，包括为什么对颜之推这个人物有如此浓厚的兴趣，为什么重视《颜氏家训》等历史文献。丁爱博回答说，他曾经写过关于颜之推的论文，认为颜之推的经历非常特殊，《颜氏家训》更是提供了大量关于六朝的史料。在他看来，像《颜氏家训》一样的非正史类文献是非常重要的，人们可以通过此类文献了解一些正史上没有或者着墨不多的信息，例如古代某一时期的风俗习惯、不同地域之间的关系、某一地区的历史等，这些信息可以有效地为学者提供帮助。《颜氏家训》里面保留了大量关于南北朝民间生活习俗的内容，很多都是在别的史料中看不到的。因此他认为，研究魏晋南北朝历史，绝对不能忽视《颜氏家训》这样的书籍。

　　（本文系国家出版基金“邓嗣禹全集”（基金办[2019]7号）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香港国际商学院上海教学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