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籍在日本的传播及影响
2021年01月04日 09:5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月4日第2082期 作者:张悦

  【核心提示】随着当今社会的发展,汉籍的传承又呈现了纸质版本的电子化和网络资源共享等新特点。现代科技解决了汉籍难移动、易损毁、保存困难的问题,汉籍被扫描成可以存储于电脑的电子版影像,实现了永久保存。

  汉籍在日本的传播,一方面促进了日本的文明开化,对日本文学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另一方面对珍贵汉籍的完整保存并流传后世作出了重要贡献。

  掀起汉文学学习热潮

  据日本第一部文字典籍《古事记》记载,百济王仁于日本应神十六年(285)赠予应神天皇汉籍《论语》和《千字文》,这是关于汉籍初传日本最为有力的说法。6世纪,五经博士赴日,将五经等儒学经典传到日本。奈良、平安时代,日本曾多次派遣遣隋使、遣唐使,学习中国先进制度和文化,同时,“购入书籍”也是他们的主要目的之一。使节带回大批儒学和佛学经典,掀起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学习汉文学的热潮。据当时《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所载,遣唐使废止以前我国传日汉籍内容已经颇为广泛,涉及四书五经、历史、诗文集、小说、法律等。《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将之分为经史子集四部40类,共计15952卷1586部。

  894年遣唐使废止以后,日本政府采取消极的“锁国方针”。除商人间的民间贸易之外,汉籍的供给源几乎被切断。但随着日本贵族阶层汉文学素养的不断提高,对汉籍“求书若渴”。当时的公卿日记中频繁出现“新渡唐本”,足可见日本贵族对汉籍的喜爱。当时,北宋奖励对外贸易,但对书籍的海外输出实行严格的限制,仅保留国家正式交往中的“国书”赠送。汉籍的买卖只能以“秘密贸易”的方式,通过两国商船的往来进行。日本平安末期,南宋政府的禁书法令缓解,传入日本的汉籍才逐渐增多。

  汉籍数量逐渐增多

  日本进入镰仓时代,政府承认了两国民间的自由贸易,渡宋日船增多。中日文学交流也呈现出繁荣局面,汉籍经僧侣之手开始大量传入日本。1211年,日本法师俊芿归日携带的汉籍数量就多达2103卷。其中佛典1200卷,四书和朱子学书籍200多卷。1241年,留宋日僧园尔归日时带回典籍数千种,其中除佛典之外,有四书相关典籍以及朱熹《大学或问》《论语精义》等百余种。

  五山文学时期,汉诗文进入全盛期,出现了日本第二次学习汉文学的热潮。以《三体诗》《古文真宝》等为代表的唐宋诗文被日本五山汉学者争相学习和模仿。五山汉学者在学习中国古典时的笔记和注释,即抄物。据日本学者柳田征司对现存五山抄物的整理统计,仅集部抄物就有117种之多。其中《三体诗抄》数量占压倒性优势,还有《古文真宝抄》《锦绣段抄》《论语抄》等。

  之后由于元末战乱,浙江沿海的书籍刻工东渡谋生,将先进的刊刻技术传至日本,促进了日本出版事业黄金时期的诞生。以镰仓五山和京都五山为中心的版刻印本被称为“五山版”。五山版印刷的汉籍有佛典、儒学史学经典以及诗文集百余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为《禅林僧宝传》《辅教篇》《诗人玉屑》《联珠诗格》等。

  汉文学在日得到普及

  清朝开放的政策,是江户时代汉籍畅销日本的主要原因。当时,有日本“天下的学府”之称的昌平坂学问所推行以讲授汉学典籍为主的儒学教育,有效地推动了汉文学在日的普及。日本地方各藩也竞相设置藩校,江户文人的汉文学素养不断提升。

  当时,日本江户幕府规定舶载书籍在入日之前均需进行严格的检查。增设“书物改”一职,专门负责渡日书籍的检阅。时任日本大学头的林述斋提出对书物改手续进行简化,提高汉籍输入日本的效率,同时鼓励商人将更多的汉籍舶载到日本。17世纪至明治维新期间,有8000余种汉籍传日,其中影响较广的有《全唐诗》《大清会典》等。最为瞩目的是我国篇幅最大的铜活字印刷书籍《古今图书集成》传日,在中日书籍交流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江户时代是日本的刻本传播时代。汉籍和刻本主要有昌平坂学问所“官板”、诸藩藩主及藩校的“藩版”以及民间出版商的“町版”三种。其中最重要的是“官板”的刊行。学问所出版的官板汉籍,主要为带有教科书性质的四书五经训解注释本,以及汉诗文写作的参考书。此外,学问所还收藏了大量汉籍,后成为日本内阁文库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大塚逊《昌平志》记载,当时所藏汉籍已达1674种、18000余册。

  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在进入版本全盛时期的江户时代,抄本在文学传播中的功能仍在延续。

  汉籍传播呈现新特点

  江户后期直至近现代,汉籍的传播出现了新特征,即汉籍的环流。在幕府将军德川家康藏书中,发现有朝鲜刊本的我国明代法律书籍。日本汉学者市河宽斋的《全唐诗逸》,于1804年在京都刊印,是我国《全唐诗》问世后的第一部补遗之作。此书后来传至我国出版后,其版本又东传至日本进行了翻刻。民国时期,我国出版了日本江户官板《唐律疏义》。随着文化交流的繁荣,汉籍环流的特征日趋明显。

  近代,传日汉籍的种类更加多样化,中国历史、天文、地理、政治、医学等多领域书籍都受到日本民众的欢迎。东京凤文馆印刷出版了大型图书《资治通鉴》《佩文韵府》等,机器印刷使汉籍汉文学的传播速度和规模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飞跃。

  随着当今社会的发展,汉籍的传承又呈现了纸质版本的电子化和网络资源共享等新特点。现代科技解决了汉籍难移动、易损毁、保存困难的问题,汉籍被扫描成可以存储于电脑的电子版影像,实现了永久保存。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又使得电子版汉籍实现跨地域甚至跨国的传阅,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共享资源。

  汉籍的传日既有国家行为,也有自发的民间行为,多方的共同努力使汉籍的舶载、收藏、抄写、刊刻、印刷得以实现,并推动汉籍的传承绵延不绝。

  (作者单位:常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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