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词号称中兴，但毋庸置疑，清词的兴盛离不开唐宋词这座历史宝库的滋养。所谓词史，是指词自身的发展演变进程。清初人如何构建唐宋词史，能在一定程度上彰显唐宋词在这一时期的接受指向。因为词史的梳理与建构离不开对词作思想艺术特色、词人成就及历史地位的评骘，还包括对唐宋词史料的整理，这一切无不映射出清初人对唐宋词的接受和认识。
巩固宋词高峰地位
清初是唐宋词逐渐经典化的时期。在清初人的词话、词集序跋等文献中，几乎随处可见其对唐宋词地位的体认，他们均将宋代视为词的发展高峰时期。比如先著云：“词源于五代，体备于宋人，极盛于宋之末，元沿其流，犹能嗣响。”汪懋麟在《棠村词序》中云“词莫盛于南北宋”，谢良琦在《醉白堂诗余》自序中也指出，“顾其体始于唐而盛于宋”。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观点并非在清初才出现。明人林俊在《词学筌蹄序》中早就有“词始于汉，盛于魏晋、隋唐，而又盛于宋”的阐述。陈霆在《水南稿·诗话》中亦云：“南词虽起于唐，然作者尚少。至宋，诸名公多务之，由是极盛而且佳。”然明人于词极为轻视，文坛大家多不屑为之，对于唐宋词这座历史宝库未予以充分挖掘和接受。
更重要的是，在明代，词作为宋代文学代表的认识并未完全形成。比如，元末明初学者叶子奇就说：“传世之盛，汉以文，晋以字，唐以诗，宋以理学。元之可传，独北乐府耳。”不难看出，叶子奇所列举的不尽是文学之体式，还包括书法和哲学等其他文化形式。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他心目中，宋词肯定不能代表宋代。王思任则把“汉之策，晋之玄，唐之诗，宋之学，元之曲，明之小题”作为历代文化形式的代表，同样，他认为能代表宋代的也是理学，并非宋词。
而清人则以一种更为自觉而主动的姿态学习和接受唐宋词。这是因为清人在心中认可唐宋词尤其是宋词的崇高地位。关于这一点，田同之说得很明确：“本朝士夫词笔风流，自彭、王、邹、董以及迦陵、实庵、蛟门、方虎并浙西六家，无不追宗两宋，掉鞅后先矣。”由此可见，宋词的经典地位是在清初得以确立和巩固的。
偏好婉丽词风
清人的词史建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将词史与诗史相比附。比如尤侗在《词苑丛谈序》中就明确提出：“词之系宋，犹诗之系唐也。唐诗有初、盛、中、晚，宋词亦有之。唐之诗由六朝乐府而变，宋之词由五代长短句而变。约而次之，小山、安陆，其词之初乎；淮海、清真，其词之盛乎；石帚、梦窗，似得其中；碧山、玉田，风斯晚矣。”不难看出，尤侗的词史观呈现出明显的狭隘性，因为他忽略了苏轼和辛弃疾这两位在宋词史上不可或缺的大家，而他们通常被认为是豪放词派的代表人物。苏轼首开豪放之风，“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扩大了词的表现题材，丰富了词的表现力；而辛弃疾作为“词中之龙”，其词包罗万象、风格多样，尤其是其爱国词“大声鞺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代表了南宋爱国词的最高成就。建构词史而忽略此二人是不应该的。但这也恰恰体现了尤侗对唐宋词的接受具有偏好婉丽词风的倾向。
无独有偶，同样是将词史与诗史相比附，刘体仁所建构的词史在时间跨度上虽与尤侗不太一致，然所列举的代表词人却有很大相似之处。其《七颂堂词绎》云：“词亦有初、盛、中、晚，不以代也。牛峤、和凝、张泌、欧阳炯、韩偓、鹿虔扆辈，不离唐绝句，如唐之初未脱隋调也，然皆小令耳。至宋则极盛，周、张、柳、康，蔚然大家。至姜白石、史邦卿，则如唐之中。而明初比唐晚，盖非不欲胜前人，而中实枵然，取给而已，于神味处全未梦见。”从这段话可看出，刘体仁所建构的是唐五代至明初的词史，所列举的各时期代表皆为传统婉约词人，苏轼、辛弃疾等豪放词人同样亦未论及。
尤侗和刘体仁建构词史时对词为艳科理念的坚守及对苏轼、辛弃疾等豪放词人的漠视在清初并非个案，而是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究其原因，首先是明代词作婉约柔媚之风在清初的赓续。明词的绮靡词风流风所及，影响到清初人的词学接受观念。其次，长久以来“诗庄词媚”的观念根深蒂固，苏轼和辛弃疾所倡导的豪放词风从一开始就被视为变体，饱受争议，难与婉约词抗衡。稼轩词风虽在清初有过短暂的回归，但很快回落。清初词史建构中对苏轼、辛弃疾的无视也印证了这一点。
推崇南宋清雅词人
如果说尤侗和刘体仁是依据时间为唐宋词分期的话，那么先著则以诗人作为参照来建构词史。先著指出：“美成如杜，白石兼王、孟、韦、柳之长。与白石并有中原者，后起之玉田也。梅溪、梦窗、竹山皆自成家，逊于白石，而优于诸人。草窗诸家，密丽芊绵，如温、李一派。玉台沿至于宋初，而宋词亦以是终焉。以诗譬词，亦可聊得其彷佛。”这里胪列的各时期代表词人依次是周邦彦、姜夔、张炎、史达祖、吴文英、蒋捷、周密等人，而他们几乎都是传统意义上崇雅黜俗、讲求音律、注重艺术表现力的南宋清雅一派词人。先著没有提及以俗闻名的柳永，亦未提及苏轼、辛弃疾。由此可见，他受浙西词派的影响很大，尊南宋、尚醇雅。
康熙十六年，鲁超为纳兰性德和顾贞观的《今词初集》作序曰：“词以温、韦为则，自欧、秦迄姜、史，亦盛极而衰，至明末，才情复畅，此昭代之大雅所由振也。词在今日，犹诗之在初盛唐。”他认为，词到了姜夔、史达祖而趋于极盛，之后就陷入低潮，而到了清初，词学又复兴。这已经比较接近当下所认可的词史叙述。值得注意的是，鲁超眼中的宋词顶峰时期的代表是姜夔和史达祖，换言之，在他看来，宋代词人典范也是南宋清雅一派词人。
清初人鼓吹南宋清雅词，从大的现实背景来说，是当时社会逐渐趋于稳定的产物；从词史自身发展来看，则是对明词“淫哇”“芜累”的一种反拨。清词浙派宗主朱彝尊在《静惕堂词序》中说：“念倚声虽小道，当其为之，必崇尔雅，斥淫哇，极其能事，则亦足以宣昭六义，鼓吹元音。”清初人在构建词史时，表现出明显的推崇南宋清雅词的倾向。
辑录整理唐宋词史料
其实，从广义上而言，清人的词史建构不仅仅体现在对词史的建构和理论阐释上，还包括对唐宋词话的搜集整理和唐宋词选的编纂等。清初出现了众多汇编性质的词话，如王又华《古今词论》、王弈清《历代词话》、沈雄《古今词话》等，其中就保留了大量与唐宋词人相关的史料。正如曹明升所言：“这些词话、本事已不是仅供茶余饭后消遣而用的谈资，而是极其重要的词史之‘传’。”（《论清人的宋词史研究》）
另外，为唐宋词人立传、编纂唐宋词选也是清人词史建构的重要方面。清初涌现了大量唐宋词选，其中《词综》收词2252首，《古今词汇》收词2480首，而《御选历代诗余》收词达9009首之多。这一时期清人在编选唐宋词时不仅追求时代上的贯通、词人和词作数量的繁多，更追求词调的“全”和“备”。如孙致弥在所辑《词鹄初编》凡例中就明言这一选本“旨在备体”。选本追求“大”而“全”的现象在清初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与嘉庆、道光年间《宋四家词选》《宋七家词选》等专选宋人词的选词风尚迥然不同。清初有些唐宋词选还附录了大量词人的生平爵里史料，如《御选历代诗余》卷一百零一至卷一百一十辑录词人小传共957则。这些词选所附录之信息，为后人加深对唐宋词人及词作的了解、促进唐宋词的传播与接受提供了很大便利。任何“史”的搭建都需以文学史料为基础，这些词话和词选无疑是清初人构建唐宋词史的重要材料，亦为其词史观的重要体现。
综上，清初人或以时代为线索，或以词人为坐标来建构词史。尽管其建构的词史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和主观性，但无论是对宋词历史地位的追认，还是对苏轼、辛弃疾等豪放词人的忽视，抑或是对南宋清雅词人的推崇，都有助于我们一窥唐宋词在清初的传播与接受情形，不应被研究者忽视。而清人在建构词史时对唐宋词史料的辑录与整理，则为唐宋词在清初的传播与接受打下了极好的文献基础。
（作者单位：景德镇学院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