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西方世界对孔子和《论语》的译介研究主要有两个代表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时期，在这一时期欧洲人以耶稣会传教士的《论语》译本及相关作品为基础，“创造”出了一个理性的、带有启蒙主义色彩的“中国贤哲孔夫子”的形象；第二个阶段是二战后西方世界出现了严重的价值迷失时，孔子和《论语》所关涉的便不再只是拉丁语或德、法等欧洲各国语言使用者的学术研究，而是现代英语使用者的具有实际价值的、不以西方为起源的“全新”的人道主义文本。20世纪中叶以来的国际形势所造就的这一孔子形象，通常被称为“后启蒙时代的孔子”。从此，在许多西方人心中孔子从一位满口道德箴言的圣贤哲人，变成了一个“正说着话、正在生活”的面向大众的当代人。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解读孔子和《论语》的英文著作，其中也包括美国哲学家赫伯特·芬格莱特（Herbert Fingarette）极具开创性的作品——《孔子：即凡而圣》（Confucius:The Secular as Sacred，以下简称《即凡而圣》）。

　　受英美实用主义哲学和分析哲学研究路径的启发，芬格莱特将“礼”置于他对《论语》的关注和解读的中心，在最日常化的层面，成功地将“礼”化用为一个适合各类时间地点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论点：“礼仪行为，乃是根本的、不可消解的事件。”芬格莱特的这种创新性解读对于孔子的主要思想主张和《论语》在后启蒙时代的全球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纯化孔子：哲学方法论的自觉

　　《论语》在启蒙运动时期的“传教士译本”，通常是在信仰基督教的中国文人帮助下，遵循中国传统的教义和解经方法而做出的经文义疏译本。这些译本被一再重版，时至今日仍然是西方汉学研究的重要基底。但芬格莱特认为，作为孔子言论研究第一手资料的《论语》文本，“传教士译本”一方面引入中国历代解经者的诠释性研究材料，使得孔子思想的本真面貌湮没在浩如烟海的注释之中；另一方面又深受译者原本了解的神学、伦理学术语以及他们的问题意识的影响，导致《论语》文本被解读为切近基督教伦理学的异国智慧。这种本能的、毫无方法论上的自我意识的翻译，受到了基督教和欧洲思想的话语束缚。芬格莱特试图跨越中西古今的巨大落差来寻求孔子思想的本真面貌。在《即凡而圣》中文版的“致中国读者”中，他表达了自己尝试“纯化孔子”的愿望：“我希望发现孔子本人认为是重要的东西，而不是我认为是重要的东西。我希望发现孔子所要提出的问题以及他认为合适的那种答案，而不是我所要提出的问题以及我认为合适的答案。”芬格莱特在此所做的工作，是透过日常语言哲学学派的“言语行动理论”（speech act theory），自觉地以当代哲学的观念和技巧，解读出《论语》文本里的哲学洞见，是专业哲学家中最早意识到孔子和当代西方哲学的可能性意义关联的学者之一。

　　具体而言，芬格莱特以《论语·子路》篇中孔子以“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解释“正名”为例，将英国哲学家约翰·朗肖·奥斯丁（John Langshaw 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与《论语》中他所认为的语言的礼节功用联系起来，认为孔子在这段话中阐明了人们能够“以言行事”或“以说而行”。而存在于礼仪中的各种宣言性“陈述”，有礼行之力，它们实际上就是行为自身的践履，礼仪因此而具有的“神奇”力量，是语言属于人类的一种功用的重要表现。由此，人不仅是社会化和政治化的动物，更是一种礼仪化的存在。

　　作为一位不具备汉学知识、却从哲学角度对《论语》文本进行细密而谨慎研究的哲学家，芬格莱特承认他这种纯化孔子思想主张的尝试和企图，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成功，因为他对《论语》的文本解读依赖二手资料和西方学者的注解，不可避免地受到诠释、注解、编选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但就追求文本所显示的哲学洞见而言，芬格莱特所做的独立文本分析及其与西方哲学思想对比会通的研究方法，确实是独具特色而富有开创性的。

　　生存之舞：人是礼仪化的存在

　　在早期的耶稣会传教士汉学研究作品中，孔子往往被认为是一位理性的“道德哲人”，因为他在《论语》中探讨的智慧和学问，总结了获得“上帝”和“天”的自然启蒙的中国士大夫的道德哲学。耶稣会传教士们认为孔子的道德哲学奠基于“天”，这一“自然道德”的设定将美德从宗教中分离了出来，但在欧洲“理性”与宗教问题的争论及“理性”渐占上风的过程中，被伏尔泰、莱布尼茨等启蒙思想家接受为一种作为中国王朝基础的理性伦理学，即人之所以为人和人之德行的根基在于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理性。

　　芬格莱特有意给出一个“即凡而圣”的孔子形象，即孔子以一个平凡的普通人的身份，在日常生活中依“礼”而行，即可实现个体道德的完善；而《论语》无论在文字还是精神上，都支持和丰富了西方新近出现的对于人类的看法，即“人是一种礼仪的存在（a ceremonial being）”。他以《论语·为政》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例，说明孔子依“礼”严格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统治方式：以命令和强力的“有为”手段达到目标的统治者，其强迫之力，冲然有形；而以礼仪和德性的“无为”影响实现统治的人，其盈广而神圣之力，隐然无形。君王依“礼”而行，“正人”“正身”并从而为政以德，其作为有德君王的特殊之处在于，他的影响以“草上之风，必偃”的方式自然而行。在这一意义上，芬格莱特将“礼”的运行方式看作凝聚卓越德行的姿势之美。它如乐舞一般寻求身体的平衡和自制；而作为一种行为的践履方式，“礼”又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显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理想的社群生活本身即接近于乐舞之境，乃是一场富有礼仪、庄重和谐的神圣仪式。在对人与人关系的礼化中，芬格莱特发现了孔子在《论语》中提出的“人”的概念。人之尊严和神圣性，并非源自“天”或“理性”，而是源自“礼”。生命以“生存之舞”的方式被付诸行动，即可获得“礼”之“神力”，自然无为地直接实现它的意志。

　　全球之用：儒学价值观的拓展

　　芬格莱特将儒家之“礼仪”阐释为一种在广义上而言，与生活经验密切关联的公共交往系统，这颠覆了“个人”与“社会”两分的理论预设。他认为孔子在《论语》中主要谈论的并不是社会和个体，而是做人意味着什么，并从而发现人是一种独特的存在（being），具有独特的尊严和力量，这种尊严和力量源自礼，同时也镶嵌在礼之中。以礼化关系构建的人类社群（community），与以个体关系、权力和法律概念构建的人类社会（society）相对立。在他看来，孔子思想主张的中心，不是个体的充分发展，而是人性在人类礼仪行为中的充分展开。人际关系的形成其实就是一种学习和自愿参与的礼仪，人由于礼仪活动而获得尊严，人类社群也因此获具神圣性，从而得以摆脱非人化的形式主义的奴役，成为真正的人类社群。

　　芬格莱特将中国思想与当代西方问题关联在一起，发现了孔子思想主张中独立于事实/价值、内/外、个体/社会等二分逻辑之外的礼化社群的思维模式，使得儒学研究开始以一种当代的解释世界和生活的言述方式，加入时代的有效性对话之中，更多地表现出了解决人类共同问题的视野，即儒学所追求的个人礼仪与道德修养对社会的效用，并不限于“本土之用”，也同样承载“全球之用”。芬格莱特的研究成果有助于人们在当下的哲学对话中更多地参考孔子的思想主张和《论语》，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黑格尔以来欧洲哲学对中国知识传统价值所作的负面评价，被学界视为中国哲学受到世界上其他哲学传统进一步瞩目的信号。这一研究路径也影响了英美的儒学研究视野。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