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石斋画报》中的图式嬗变与媒介传播
2019年08月26日 09: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8月26日第1764期 作者:赵建雷

  在近代中国画报史上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点石斋画报》近年来深受中外学界青睐,其集晚清知识更新与社会转型大潮中的文学、美术、新闻、思想、文化等要素于一体,吸引了多学科参与,研究基本呈现出以图像为主的美术与视觉文化的视角以及以文本为主的历史与文化史的视角。但在“图”与“文”的缝隙之间,对绘制画报的主体——晚清画师,学界仍缺少足够的聚焦。以近代新闻出版业为背景,从工作内容与性质上看,画家已完成或正在完成从“民间画师”到“职业美编”的身份转换。也正是在这个转换过程中,孕育并诞生了晚清大变革时代区别于传统图式的叙事方式、传播理念与社会功能。

  从“传统美学”到“世俗之眼”

  苏州商品画交易市场在明代中晚期已初具规模,催生大量职业画家与画工,至清代晚期商品画艺术风格更趋多样,为其将来进入点石斋书局提供了技术层面的储备。而且在以追求惟妙惟肖为标榜的石印画报中,其善于和敢于改变的商业绘画思维在画报表意的直观性与情感的在场性方面,苏州画家展示了先天技术优势与突出的图像叙事能力。

  首先,点石斋画家善于使用西画技巧。《点石斋画报》在画面空间表现上大量结合西方绘画的成角透视与明暗表现,为大众提供了区别于传统审美的视觉体验,出现这种叙事图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此并非点石斋画家首创,在清代中期的桃花坞版画如《姑苏阊门三百六十行》等即用成角透视法表现城市建筑,并带有明显的阴影效果,充分说明苏州画师已具备运用这种图式的技术经验与绘画传统。第二,在面对城市景观的复杂结构时,传统“界画”形式中游移的视线不利于新闻故事情景叙事的聚焦以及对现代建筑物的立体表现,加之在石印技术限囿下,此时传统绘画语言可谓绠短汲深,需要直观性更强的图式介入。第三,成角透视辅以光影效果营造出的既视感,更加切合下层民众的阅读能力,容易获得商业上的成功。

  其次,点石斋画家在图像叙事架构方面,描绘本土景观与人物形象时,其能熟练使用传统绘画中程式化的语言符号组织画面剧情关系,而在表现西方世界的声光电化、异域风情等无法在场亲眼目睹的事物时,则主要依据文本描述展开一种基于民族性和本土化审美视角的“技术想象”。以《水底行船》为例,经过画家的图像重译,山、水仍使用传统绘画程式符号,船内洋人着燕尾、戴礼帽、高颧骨、多胡须,共20人各司其职,均用传统线描技法表现。船内有机器、电灯、圆窗,最重要的船身部分则用“形如卵”的轮廓线条简单勾勒。此图是画家根据文本描述以“他者化”的视角对西方舶来品产生的一种图腾想象。这种技术层面的想象不仅体现了西学东渐思潮下晚清民众对未来、效率和功利的关注,而且画家对传统图式的使用也隐含着传统审美维度的历史想象。

  最后,画家善于对多重媒介图像进行转译与重译的技术手段亦值得关注。追求“能肖为上”的《点石斋画报》以“世俗之眼”取代了传统美学。在《动地惊天》《脱人于危》等作品中,其首先在构图上别具一格,放弃了画报中绝大多数画面使用的中远景视距与低于视平线的视角,而采用在场感极强的近景视距与视平线等高的视角进行构图。《脱人于危》对排线与表现物体结构、明暗关系的理解则更进一步,但对烟雾的描绘仍使用传统手法。综合以上画面特征,画家采用并无先例的现场摄影视角方式构图,且未使用单一的传统绘画语言对域外新闻图像予以重译,而是呈现了东方线描与西方版画语汇混杂的视觉状态。

  从“以广见闻”到知识性转化

  《点石斋画报》以新闻纪事与传播新知为主干,虽未体现出鲜明的革命意识,但作为晚清时期新的媒介形式,画报“无疑在图像表意与政治启蒙之间构建了对话的可能,衍化为近代史上图像媒介介入政治叙事的先导”。

  一是媒介逻辑对画家的影响。传统绘画逻辑面向主体自身而不是以客体作为认知对象,即使民间的风俗绘画亦体现了不追求画面精确严密性的意象思维。而晚清画报作为“以广见闻”为目的的传播媒介,从传统中成长起来的点石斋画家们的创作自然受到了以标榜“追求事物真相”的媒介逻辑的支配,除引起上文中提到的趋向客观性写实之外,还有媒介逻辑与政治、资本相互作用产生的一系列变化。首先是画家主体角色的转换。画报的出现使画家可以对社会现象进行价值评判,其构造的各色图像均证明了自身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一种真实的相互性。其次,画家通过画报和读者共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体验。读者在缺少时空限制的画报媒介中获得感知,体会到一种通过大众媒介触摸现实的集体愉悦感。最后,画报作为资本市场运作的产物,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会刻意规避社会风险,因此画家的媒介逻辑还受市场与消费的干预,致使传统绘画程式的主导地位逐渐让位于消费,而后者成为绘画创作重要的思维导向。

  二是传统文化的知识化转换。画报的出现使传统绘画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使其从纯粹的艺术领域走向了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媒介中的画家面对大变革的时代局面,表面上是其努力通过传统绘画的途径来表达近代社会理所当然的知识诉求,实则是在文化碰撞下为传统绘画的媒介生存寻找一套与之相配套的视觉机制。在传统文化继承与再生的契机面前,点石斋画家承担了其进行知识化转换的时代任务。在这个转换过程中,画家强调的是民族自强的家国情怀以及共同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理想,体现出鲜明的民族主义情结。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能动性的精神力量,左右了画家主体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心理感受变化。另外,学界对《点石斋画报》的关注多集中在“新事物与新知”等内容,对传统文化中的伦理性知识关注较少。点石斋画家利用画报媒介形成的文化秩序和模式,通过对传统文化中伦理性知识再生产的方式建构图像的正当性逻辑,从而成为新的支配者。

  因此,在苏州良好的艺术环境成长起来的画师们通过卓越的图像叙事技能将《点石斋画报》提至中国近代画报史上后无来者的艺术高度,有其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而作为新闻出版人最值得感怀与凭吊的,应是这群来自苏州的画家作为先驱使大众开始认识到美术出版的重要性,以及逐渐认同美术编辑职业化不可替代的身份地位。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8BZW120)、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18SJA193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常熟理工学院艺术与纺织服装工程学院)

责任编辑: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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