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共享发展需要在“增长”与“分享”两个目标之间寻求平衡。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均强调，要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结合特定的生产发展水平来看，收入不平等具有不同于通常理解的内涵：改革开放前，中国收入分配较为平等，但这是当时生产条件十分有限、生产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的“平等”；现阶段，收入不平等达到较高水平，同时也需认识到，这是建立在生产条件大幅改善、生产发展水平较高的基础上的“不平等”。新时代共享发展不是不要增长、把发展成果“分完了事”，而是要有利于进一步增长、促进分配可持续，实现增长与分享目标的协同。

　　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生产发展）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然而，关于生产与分配相统一的探讨主要集中在理论层面，个体与群体收入差距、多维贫困、要素收入份额、代际或阶层流动性、再分配不平等的衡量大多没有将生产发展或经济增长纳入经验测度中进行收入不平等考察。基于卢森堡收入研究中心、纽约城市大学布兰科·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的研究，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不平等可能性边界和不平等提取率进行测算：其中，不平等可能性边界是特定时期经济生产水平所能“实现”的最大可能不平等；不平等提取率则是实际不平等与最大可能不平等的比值，反映的是该时期实际不平等所“提取”的最大可能不平等的比例或份额。这一方法将生产与分配相联系的理论观点直接内嵌于不平等测度中，弥补了现有不平等研究普遍割裂生产与分配关系的不足。结果显示，中国收入不平等可能性边界持续扩张，这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产发展和收入水平的大幅度提升密切相关。同时，收入不平等提取率演变分为三个阶段：1978—1984年由123%下降至61%；1985—2012年除20世纪90年代中期小幅波动外，基本稳定在稍高于60%的水平； 2012—2017年呈现出继续下降特征，从61%降至55%，说明党的十八大以来收入分配相关政策措施取得一定成效。不可忽视的是，我国目前仍有55%的最大可能不平等转化为实际的不平等，新时代收入分配改革依然任重道远。上述方法及测算结果深刻反映了“收入不平等与生产发展‘连带地’动态变化”的观点，并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对收入差距扩大具有一定承受力”之谜提供了合理解释。

　　当代中国的经济改革，实际上是一段“建设以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市场经济”的探索过程。站在新的改革十字路口，上述收入不平等现状构成新时代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最大问题导向。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分配公正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在改革的顶层设计中，要进一步处理好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关系，应着眼于优化生产与分配关系的大格局，完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相关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促进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良性循环，推动实现生产增长与分配公平相结合、增长与分享协同的高质量发展。

　　湘潭大学商学院教师 张磊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校长、教授 刘长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