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体系的第一功能是实现有效沟通与交流，目标是增进和加深了解，而不是创造语言和概念壁垒。话语权效果的最终实现，要靠话语体系背后的强大思想体系来支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如何积极回应新时代的要求，研究和解决国家重大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领域的复杂问题，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必须面对的重大任务和时代命题。

　　根植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经验，直面公共治理领域的新实践、新问题，我国的公共管理学研究也迎来巨大发展机遇。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公共管理理论体系，成为我国公共管理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新时代我国公共管理学应该着重探索和研究哪些问题？应该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公共管理理论？围绕上述问题，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蓝志勇。

　　发展空间广阔

　　《中国社会科学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聚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为新时代我国公共管理学发展创造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您怎么看待新时代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

　　蓝志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重大命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重大战略部署。新时代的新诉求是，在党中央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战略部署基础上，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全面深化改革，以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美好生活的追求；同时，打造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重大国策，是新时代的发展追求，也是公共管理学科建功立业的指导方向和催征战鼓。现代公共管理的核心任务是，构建和营运国家治理体系、协助人民行使政治权利，以完善的组织方法和手段、高效的公共决策程序和技巧、优秀的公共服务人力资源、廉洁高效和健康充裕的公共财政，治理国家，发展社会，服务人民。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公共管理学科一方面需要研究新时代治理的新问题，一方面还要批量性地培养人才，以现代治理的理念、方法、组织机构、技术手段，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在国家追求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大提升的新时代，今天的公共管理学科迎来巨大成长和发展机遇。

　　《中国社会科学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人们的诉求也呈现出多样化特征。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公共管理学科发展面临哪些挑战？

　　蓝志勇：可以说，机遇的到来就是挑战的开始。如何提高政府的公共治理和服务能力，推动社会进步，是公共管理学科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大使命和挑战。如何甄别本学科的核心价值、核心任务，如何改革和创新庞大的行政机制，如何满足发展过程中人民在城市安全、乡村发展、医疗社保、住房和教育等方面的高质量生活需求，如何保障科技文化发展、经济稳定、国泰民安、国际交往和贸易顺畅等，无一不是公共管理面临的重大挑战。

　　推进学科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今社会发展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您如何看待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对公共管理学的影响？

　　蓝志勇：在古希腊，一部哲学就概括了所有的学问。而在现代社会，社会分工、科学分工是常态，而且越分越细，细到没有任何个人、团队或者学科能独自完成规模化的大型工程，更不用说公共管理。公共管理本身就是一门管理和协调的学科，俗称为人类合作协调的技术大师。它需要协调各个不同的专业，共同解决人类共生共存共同发展的问题。公共管理的学科基础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等学科，也包括可以用在管理手段上的相关技术，如信息系统的使用与管理。沟通是组织学中的一个核心变量。在信息技术大发展的年代，公共管理对信息及技术的依赖会更加强烈，而信息技术自然也会成为公共决策的重要帮手。

　　事实上，即便在小数据时代，管理科学也早就在努力使用数据和信息技术。因为，信息传递和沟通是一切人类协同合作工作的基础。古代烽火台的狼烟，千里单骑、鸿雁传书、锦囊妙计，就是当时的信息技术。后来的电话、电报、电子邮件，也是管理决策过程中使用的信息技术。大数据在数据量、覆盖面、记录形式、传递速度等信息技术方面的飞速进步，使其重要性愈加凸显。但大数据在管理中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相较而言，领导水平、领导力、领导学识、决策机制、感知力、决策执行力等管理决策要素更为重要。事实上，大数据的含义不仅仅是大，还有运算力强、传递速度快、数据联通力高以及便捷的可获得性、高效的实际可用性等许多相关因素。公共管理人员使用大数据，首先要弄懂什么是有用的数据，如何从数据中提取决策信息。使用大数据，要讲究数据有效性、成本收益性和公民权益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多学科融合发展，是当今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重要动力。推动公共管理学理论创新是否也应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

　　蓝志勇：在任何时代，每一个学科要实现自身发展，都需要借鉴和学习别的学科知识。如生命科学为了观察细胞工作，发明了有独特功能的电子冷冻显微镜；地理学家推动了地理信息系统的开发和使用，所有的学科都靠计算机技术，不少学科开发了自己的应用软件；而计算机技术发展则要用到物理、材料、数学、化学等知识。

　　公共管理要推进人类协同发展，推动管理和社会创新，捍卫和弘扬人类文明，就应该博采各学科众长。但不可否认的是，学科是有分工的，公共管理也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和工作领域。其核心目标就是发现和发展公共利益，创造符合时代需要和满足本国本地人民诉求的公共价值，并通过政策、组织、财政、人力资源和现代技术的方式方法实现这些价值。

　　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在中国社会转型和大踏步迈向现代化、城市化、信息化、自动化和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需要有更高超、更能深入人心、更能获得大众支持的方法和价值理念，实现综合管理。这是现代公共管理的任务。公共管理学科如果能汇集优秀的研究人才、产生优秀的研究成果、培养优秀的从业者，就一定会成为推动现代治理体系构建和治理能力培养的一支重要生力军和领导力量。从事公共管理研究的学者和实务界人才，必须要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其他重要知识有广泛的涉猎和真切的了解。

　　推动理论构建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应该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公共管理理论体系？

　　蓝志勇：从文化表现特点来说，中国特色和风格是既定俗成的，是数千年文明积累的结果。比如说，徽式建筑、傣乡民宅、江浙小镇、紫禁城等，这在世界文明中都是绝无仅有的，也是不言而在的民族瑰宝。以文化艺术和建筑学的眼光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就是特色鲜明、自成风格、自有气派。

　　但是，从哲学社会科学的视角来看，“气派”如何翻译，可能值得讨论。在外语中，这个词的含义或许不符合我们真正要表达的意思。如何正确理解和翻译这样的表述，需要在世界视域下的跨 文化交流过程中进行认真研究。

　　事实上，哲学社会科学追求的不是高位，而是“海纳百川、虚怀若谷、兼容并蓄、伸缩自如”的境界。一般来说，最优秀的本土文化，最容易被世人认可；最通透的普遍真理，也最容易被更多的人接受。比如说，对生命和权利的尊重，对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对和谐公平公正原则的推崇，对效率的钦佩，对人际和社会关系的关注。

　　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国家，有厚重的哲学思想、文化传承。自古以来，中国在国家治理方面就有着深入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国家治理实践经验，这些都是中国现代公共管理宝贵的文化和知识资源。西方哲学家尼采就无比钦佩中国的《道德经》，认为《道德经》像一口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如果我们对传统理论资源深入研究就会发现，柏拉图的“型理论”（theory of forms）与中国的道家学说十分相似。柏拉图的理论影响了西方哲学两千多年，这个理念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还可以考究，毕竟老子生卒年期还要早于柏拉图。西方的文官制是中国早年出口的制度方法的改良品；韦伯的科层官僚原则在我国秦朝郡县制中就已有应用。而中国近代的国家理论基础，原创者是西方政治学人马克思。所以说，从国际理论视野来看，有特色的学术体系也将是有普遍意义的思想理论体系。探索和构建有特色的现代中国本土理论，是中国理论界、实践者和知识群体的内在需求。

　　但我们也应该注意，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多民族、多文化和有着悠久文明史的国家；而当代中国是年轻的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是当代东西方现代文明碰撞和融合的产物，依然在发展壮大和完善的过程中。就是说，中国的“本土”，博大而多元，新旧共存，历史上不断演进，到今天还在不断变化。什么是这个“本土”的本质和需求？这其实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复杂问题。比如说，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中国的，也是国际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既是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和治国纲领，也是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文明新旧两相依，心理东西本相同”，说的是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是有相通之处的。西方理论中未必没有中国的基因，而中国的特色未必不具备世界意义。从这个意义来说，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是功到自然成的结果，其合理性和成熟度，都需要假以时日。秉持开放和务实的学习心态，更有利于构建中国特色公共管理理论体系。

　　以强大思想体系为支撑

　　《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结提炼公共管理的中国经验，传递公共管理的中国话语，是彰显公共管理中国特色的重要路径。对于推进我国公共管理话语体系建设，您有何建议？

　　蓝志勇：近年来，关于话语体系的讨论，源于西方社会后现代思潮的流行。话语体系指的是表述一种思维系统的一整套语言系统。后现代思潮提倡，在现代社会高度发展的背景下，打破或解构现代社会已有的、禁锢思想和行为的固有思维体系和制度，重构思想语言的基本单元。

　　从学术分析视角看，后现代思潮对话语体系的构建，存在认识上的误区。第一，语言是思想的基本单元，语言的重构是经常性的社会现象，它会根据新的社会生活环境不断自我更新。手机、马赛克、网络课堂等都是基于现实发展而出现的语素。中国的豆腐（toufu）、功夫（kongfu），现在也出现在西语字典中。这些现象并不是构建而来，而是发展而来的。第二，他们混淆了“话语体系”与“话语权”这两个不同的概念。话语权来自经济、政治实力，不来自语言本身。如果有实力，别人自然要翻译你的语言，了解你的表达方式，甚至学习你的语言。话语体系的第一功能是实现有效沟通与交流，目标是增进和加深了解，而不是创造语言和概念壁垒。话语权效果的最终实现，要靠话语体系背后的强大思想体系来支持。而话语体系本身，正是跨文化沟通中需要突破或超越的语言现象和表述方式，目标是增进交流和沟通，让所有人听得懂，能产生共鸣。

　　事实上，中国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早就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话语体系，比如我们自己的公文行文方式。但是，在全球化过程中，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这套话语体系如何实现与不断发展变化的各国各族人民进行有效沟通。语言的背后，其实是思维理念和思维方式。所以说，话语体系构建的实质不是语言表象，而是思维理念和思维方式的构建。本土思想的高度，是实现本土话语体系高度的基础。这一点在我国传统文化《道德经》中体现得较为明显。《道德经》中提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指出人间生活的一切都要尊重环境条件、在地文化风俗和发展阶段，也即我们的理论必须与实际相结合；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秉持公平公正的行为准则，才能使社会长治久安、可持续发展；人类精神生活的追求是生命高层次属性的必然要求。构建公共管理的本土理论体系，可以以此为基点，以人类文明发展为终极目标，致力于以人民为中心、以人类文明共同体发展为理想的现代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提升，从而造福人民，引领人类文明发展。这一理论的基点是，以人民为中心，以中国为实践基地，以具有奉献和公益精神的优秀人才为载体，研究思路多元化、理论实践一体化、研究方法多样化、研究风格朴实化、研究论证严谨化、研究逻辑科学化、研究语言通俗化、研究贡献国际化、研究评价公认化，在本土关怀、科学严谨、包容并蓄、朴实无华的努力中，追求中华文明的辉煌发展和世界文明的长久福祉。